刘伯温留下一本奇书，朱元璋为何找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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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间传言，朱元璋之所以能建立大明，除了自身的雄才伟略有关外，还与一位“军师”有关，这个人就是刘伯温。他不仅帮朱元璋打下了明朝江山，还将毕生所学写成了兵书——《百战奇谋》。正是因为这本奇书，朱元璋不惜屡次派人前去探寻，甚至，还拆掉了刘伯温的老宅。
那么，这本神秘的兵书，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朱元璋为何执意要抢夺刘伯温的兵书呢？
相传，在朱元璋立国后，刘伯温决意告老还乡。于是，安定下来的刘伯温，将生平经历的所有战场经验和领兵历程都记录了下来，使得《百战奇谋》由此产生。
写完兵书后没多久刘伯温便患了重疾，在临终之际，他对儿子刘璟、刘琏嘱咐道：“《百战奇谋》是我一生的心血，本想将其献给皇帝，可是，皇帝疑心重，献上去他也不肯相信。为了避免这本兵书在我死后引发祸端，你们一定要将其烧掉，如此才可保全家平安。”
叮嘱后没多久，刘伯温就在昏迷中去世了。正如刘伯温预料的那般，当其死讯传到京城后，朱元璋便立刻派出胡惟庸前来探望。说是吊唁，可胡惟庸到刘家的之一件事，却是寻找《百战奇谋》这本兵书。搜索无果后，胡惟庸只好直接询问刘琏兄弟俩，刘琏如实转告了兵书已被焚毁的事情。
当时，胡惟庸知道刘氏兄弟的为人，他们根本不敢欺瞒朝廷。所以，丧事结束后，他便带着《百战奇谋》焚毁后的残存稿件，以及刘伯温要其转交给朱元璋的一本《郁离子》和一封信返回了京城。朱元璋一看胡惟庸带来的只是《郁离子》和刘伯温的遗书，便索性将所有书信稿件都扔在了一边。
回到寝宫后，朱元璋越想越不安，毕竟，刘伯温写成的那部兵书汇集了其毕生智慧，若是被有心之人拿了去，肯定会威胁到明朝的江山稳定。况且，朱元璋十分了解刘伯温的为人，他将兵书视作生命，怎么会舍得烧掉。即使现在刘家没有了理想的传人，可是，刘家有子，子会生孙，难保以后不会出现能撼动朱家江山的后人。想到这，朱元璋坐立难安。
之后，经过一番思虑，他终于想出了一个能找出兵书的计谋。
话说，到了刘伯温“三七”那天，胡惟庸再次奉朱元璋之命来到刘家，并称其是奉皇帝之命取走刘军师生前的所有书信稿件。这次，胡惟庸的阵势像抄家一样，他将刘伯温家中的全部书籍、书信稿件都拿走了。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找到那本兵书。
于是，胡惟庸向朱元璋汇报后，又在“五七”那天来到了刘家。
他对刘琏兄弟传达了皇上的诏令：因刘伯温有功于朝廷，故皇帝决定在刘家老宅的基础上，为其建造“刘意伯府”。这样一来，刘琏兄弟就要到临时小屋中守孝，朝廷也可借机查找刘家老屋中可能隐藏的兵书。拆老屋的过程十分漫长，但直至结束，胡惟庸都没有找到所谓的兵书，任务就此作罢。
到了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患病去世，终年七十一岁。相传，他在临终前曾叮嘱皇太孙朱允炆：“定要找到刘伯温藏匿的那本兵书，切不可让其落入外姓人手中。”可到底，朱允炆都没有找到所谓的兵书。或许，这本奇书是在等待它的有缘人。
直到崇祯十七年，“闯王”李自成率兵攻入北京，在宫中搜出的书籍中，李自成发现了当年刘伯温书写的《郁离子》。李自成曾拜读过这本书的刻本，如今看到作者本人的手写稿自然是爱不释手。在翻阅这本书的过程中，李自成发现一些书页的折叠处出现了自然断裂。
之后，他再仔细一看，竟然发现折页里写了字。
于是，他好奇地读了几行后发现，里边居然是刘伯温写的兵书《百战奇谋》。
看了书中的“料敌”、“用计”以及“布阵”等几章内容后，李自成激动地落了泪。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李自成都会带着这本兵书。从李自成的反应来看，刘伯温的《百战奇谋》应该是本兵书中的奇书。可是，写出如此著作的刘伯温，果真如影视作品渲染的那般“神通广大”吗，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刘伯温，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在智谋文化早熟、发达的中国，人们总是喜欢崇拜智慧人物。而在这众多的智慧领袖中，当属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与元明之际的刘伯温，更具代表性。在古人的笔下，这两位智者不仅神机妙算，甚至，可以“呼风唤雨”。不得不说，这样的描绘太夸张，使得诸葛亮和刘伯温都成了“多智而近妖”的存在。也难怪鲁迅会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特意批评神化诸葛亮的小说《三国演义》。
其实，在史料的记载中，刘伯温是青田县武阳村人。按照元代的行政区划，刘伯温的老家应在如今浙江省处州路附近。
因为，江浙一带人文气息浓厚，再加之刘家祖上还曾在宋朝为官，故到了刘伯温父亲这一代，刘家依然保持着读书及第的风气。根据《明史》记载，刘伯温自幼聪颖异常，私塾老师还曾亲自对其父亲说，刘伯温并非池中之物，将来必定会成为光宗耀祖的大人物。
据史书记载，刘伯温从小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尤精象纬之学”。在《明史》中，刘伯温的人生被勾画出了两条轨迹：
一个、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儒者”刘伯温；
一个、是手摇鹅毛扇的“谋臣”刘伯温。
两者并不偏废，然而，经过民间野史的一番渲染后，“谋臣”刘伯温显然压倒了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于是乎，本来不无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在各种光怪陆离的传说中，成了一个”滑稽多智“的江湖术士，全不复传统知识分子应有的气度和风范。
元朝至元二年，进士刘伯温正式走上仕途，身任江西高安县县丞，官阶不高，大抵属于正八品。官阶高低倒是无所谓，毕竟，有才之人终是会遇到伯乐的。
但是，真正令刘伯温心灰意冷的是，自己当前效力的元朝已经是大厦将倾的局面。众所周知，元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江山完全是在马背上打下来的。正因为如此，元朝统治者普遍重武轻文，仍然奉行“马上治国”的方针。
一开始，朝廷尚能稳固大局。可是，因为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元朝统治的运行渐渐变得迟钝和腐朽，直至元顺帝时彻底崩溃。面对这样一个衰世，刘伯温无奈又失望。他作为饱读诗书的儒家知识分子，自然是极其希望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可是，当他在江西做了五年小官后，一切愿望都化为了泡影。在史书的记载中，刘伯温在江西做官时“政严而有惠爱”，当地老百姓都将其视作慈父，想来是干出了一番政绩的。可史书中也有记述“豪强数欲陷之”，即：刘伯温在江西做官时，当地豪强处处与他作对。
或许是内心过于失望，刘伯温于1340年辞官回到了老家。当然，这段经历还是未能彻底打消其对元廷的期待。从那之后，他做了江浙儒学副提督，官至从七品。即使如此，刘伯温也无法对现状满意。至正十二年，他再次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官还乡。
其实，对于刘伯温的两次辞官之举，后世众说纷纭。可是，无论其是否患病，刘伯温对元朝政权到底是越来越失望，这一点从其辞官后所著的《郁离子》中可以得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