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才武略二十六岁成军机大臣！傅恒为何如此受乾隆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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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作为乾隆中期的最重要文武全能人物傅桓病逝。在其生前， 除奉命经略金川奔赴准噶尔前线及往征缅甸外，傅恒一直“日侍”乾隆皇帝左右，协助乾隆皇帝处理军国政事。乾隆曾深情赋诗怀念傅桓的履历： “傅恒在纶扉二十三年……顾年未五旬，鞠躬尽瘁，丧我贤臣”。对于傅桓的病逝，让乾隆悲痛外，更多的是失去了更好的一位助手。这位二十余岁即位登首辅，二十余年中，出将入相，活跃在乾隆朝政治和军事舞台在推动乾隆盛世形成的过程中，贡献甚巨，乾隆帝对其评价之高恩宠之异，罕有人及。傅恒，姓富察氏，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因生封忠勇公，死谥文忠。官私书又称“忠勇公”或“文忠公”。
乾隆五年(1740)，傅恒任蓝翎侍卫，开始步入仕途，先后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乾隆十三年出任首辅，乾隆帝即位之初雄心勃勃，但他没有“足以慰侧席之求”的亲信之臣，一切政令决策的实施都得倚靠雍正旧臣，尽管初政还算顺利。乾隆还是感觉到这批旧臣与自己需要之间的差距不那么顺手。此外朋党问题日趋严重，满族官员多依附鄂尔泰，汉族官员多依附张廷玉。为此也不得不在尽心驾驭雍正旧臣的同时，着意培植和提拔新人，特别是要“栽培成就得一二社稷之臣”。其所言： “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时，联培养陶成讷亲； 讷亲在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 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
傅恒的伯父马斯喀、马齐和马武都是康雍两朝非常显赫的人物。马斯喀先后出任过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等重要职务，并曾任平北大将军和昭武将军率军征讨噶尔丹； 马武，被雍正称为“圣眷最渥之人”，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未有若此之久者”，更是康熙中后期、雍正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
此外雍正五年，傅恒之姊被钦定为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弘历即位她成为乾隆皇帝的元后、即历史上著名的孝贤皇后，无论正史稗史都把这位孝贤皇后描绘成一个完美的贤妻形象。她与乾隆皇帝之间深挚的感情，对富察氏家族特别是对傅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超越了亲情而渗透到政治领域。傅恒“以后故，恩礼尤侈”； 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 “朕之加恩于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
显赫的家世固然重要，但傅恒占据高位二十余年之久的关键，则在于他出色的能力，对此，著名诗人袁枚就有“恩虽外戚才原大”之语。
除了出身这层关系外， 傅恒的才能在满洲贵族中十分突出。首先他精通满文，曾先后主编《同文韵统》、《御制增订清文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批通鉴辑览明记》等书； 他与允禄一道奉敕编撰的《西域同文志》，是研究新疆、青海和 *** 地区的地理、历史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的工具书； 他还奉命与满汉儒臣重定满文十二字头为 *** 学习满文时正确发音提供了方便； 此外他还奉敕主持创制了三十二体满文篆字，并以新创字体亲自缮写《御制盛京赋》。傅恒汉文虽不如满文，但才分之高，连著名史学家、诗人赵翼都不得不心服口服。
其次傅恒具有极强的实际办事能力。大到军事决策、政令的制定和施行，小到乾隆皇帝出巡的路线、日程安排、朝中各种典礼仪式的拟定，他每天要经办大量事务。傅恒“政务练达”，凡所经办“大小事务，均得妥协就绪”； 处理政务，常常与乾隆皇帝之意不谋而合，如他奔赴前线过程中的诸多奏报，乾隆皇帝常批：“此见又与联意相合，深可嘉焉”：傅恒虑事周到，有时甚至能想到乾隆皇帝的前面，对此乾隆皇帝更是赞叹不已： “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折， 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甚为嘉悦。”对他相形度势提出的处理意见，挑剔的乾隆帝常常以赞赏的口吻批谕： “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
甚至因为傅恒如此才干，使其他大臣相形见绌，他奉命出差时，乾隆皇帝便如失左右手。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前线不久，乾隆皇帝便抱怨说： “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 “今日召见军机大臣等，面降谕旨，伊等从清晨直办至未末，方行进呈，而词旨又殊多未当，复烦朕大加改削，直至申正始毕。经略大学士途次逐日驱驰，尚能办如许事件，又皆精详妥协，则经略大学士实劳瘁矣，而朕此间之佐理需人，实不可不念。”
乾隆皇帝尽管非常信任傅恒，并对其委以重用，为了时刻让他保持谦虚，避免膨胀，不止一次地告诫他说： “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
傅恒步入仕途后，同其他大臣相比，他对乾隆帝敏感的个性与强烈的权力意识有更深刻的认识，因而特别注意维护乾隆皇帝的绝对权威凡事皆承旨行事，不敢丝毫擅断。傅恒任首辅后，为减少和避免从前讷亲一人承旨的专擅之嫌，奏请令军机诸大臣一同进见；他还严格遵守着军机大臣不与督抚外臣交结的规矩。傅恒处处谨小慎微，甚至在奔赴前线过程中，鞍马劳顿之余，也一丝不苟地行拜折之仪。乾隆一旦对他有所不满，他便诚惶诚恐，甚至“战栗失色”，“神气不宁者数日”； 对乾隆给予自己的特殊封赏，他都再三奏辞，态度相当诚恳，有时甚至到泣下的程度；对超过自身品级的四团龙补褂，日常不敢服用，朝贺之后便匆匆脱去，连乾隆都认为这有失体统，不得不特降谕旨，令其入朝时必须服用。
傅恒还严厉斥责那些有损皇帝权威的大臣，即使对宗室王公也毫不留情。乾隆之弟和亲王弘昼，“性骄奢，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由于乾隆的优容，满朝文武都惧其几分。但当这位骄奢的御弟顶撞乾隆时，傅恒亦毫不犹豫地直言责斥：“此岂人臣所宜语”？
傅恒的谨慎和忠诚，使乾隆帝颇受感动，因而对他十分放心。由此，君执君道、臣守臣节，在二十余年的相互协作过程中，傅恒不仅赢得了乾隆皇帝的高度信任，还与乾隆皇帝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乾隆朝对中国历史更大的贡献，是统一的最终完成。这一伟业是通过多次战争实现的。在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全武功中，发生在傅恒为首辅期间的就有五次，即初定金川、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及征缅之役，傅恒曾先后经略金川、奔赴平准前线、往征缅甸，在乾隆朝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傅恒身为大学士九卿之首，又深得乾隆帝信任，对朝廷用人的意见尤为乾隆所重视。某些重要官缺的补放，乾隆常常要事先与傅恒商议，甚至选派封疆大吏也不例外。金川之役期间，为加强军需和邮传的办理，乾隆皇帝决定将川陕分设总督，时傅恒远在征途，而有关人选仍“降旨商之经略大学士傅恒”。傅恒提出的建议，也往往能够为乾隆皇帝所采纳。
傅恒通过举荐，直接参与和影响乾隆朝用人的决策。乾隆朝的许多名臣良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阿桂、毕沅孙士毅、阿尔泰等人都得力于傅恒的举荐。
然而傅恒“恩怨分明，有诋之者，务为排挤”，在举荐或参劾官吏时，不免掺杂着强烈的个人感 *** 彩，有碍选人用人的客观与公正。而傅恒之宽厚，在选拔名将良臣的同时，也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使一些才德不济之人混进官僚队伍中。对此，傅恒在世时，有人就极言其弊，曰： “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狗庇之夫假公誉以济私者，玩絅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乾隆后期，首辅和翚揽权纳贿，肆行不法，吏治政风因之日趋腐败颓废，人们更认定傅恒对此有不可推卸之责： “后和相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滥为解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傅文忠有以启也。”
其次傅恒奢华的生活作风对乾隆朝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不容低估。据载，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其所居府第，“某处设反坫，某处设螭头，阀阅皆王邸制度”，其中的园林之美，连久督江南，屡观胜景的尹继善亦叹为“蓬岛境”、“人间别有天”。而府中所藏宝玩，价亦颇昂，据当时来朝贡的朝鲜使者记载，傅恒死后，其子福隆安出卖家中宝玩，“价值银八十万两”； 当时自鸣钟、时辰表等尚属稀罕贵重之物，而“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仆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其中有形制工巧者，“四围皆付玻璃，杂施水晶宝石及叵罗，眩耀夺目，下藏羊肠铁以引机轮，上有钟傍，有六小钟横串悬之，引绳而问之击钟不差其数，盖自鸣而兼问时，巧而又巧”，价值甚昂。或许从另一角度来讲，傅桓这样做，表明他是贪图享受没有任何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