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 *** 冤案：敢于触犯伟大领袖
要 *** 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 *** ”，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 *** 。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正是胡 *** ，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粉碎“四人帮”，我们党得到了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复兴的希望。但是前途茫茫，人心惶惑，到处险象丛生，我们党每迈出一步都得进行艰巨的斗争。
行路难，首先是领路者难。仔细挖掘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这支浩浩荡荡大军的司令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抗日战争胜利，打垮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曾以为自己水平很高。可是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大跌落，很多领导人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搞乱套了。几千年残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 *** 后期的种种错误，既是我国以前混乱倒退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后开山辟路的思想阻力。
由于对 *** 的后期思想信奉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因之它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可是，很多人不敢反对，不敢说不，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把这作为领导党和国家的主要法宝。他们把 *** 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继承下来，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专制制度继承下来，阻碍亿万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去开辟新天地。
所幸的，我们党内外并不是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令人痛心的是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这些英才批的批，整的整，压制的压制，摧残的摧残，“长征式”和“三八式”的老同志中努力于理论研究的人，健存下来的不多了；好在还有若干后起之秀，在历次运动的反面教育中磨炼了他们，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这支老中青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 *** 同志是一位佼佼者，经过初期拨乱反正的斗争，他很快就被推崇到党的领袖集团中。
*** ，陈云和胡 ***
在这百业待兴、万难挡路的情况下， *** 同志等之一批先驱者抓住重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条纲，开始逐渐破除 *** 的个人迷信，开始批判或怀疑一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帜的极左观点，开始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头脑解放了，手脚放开了，主人翁的意识加强了，亿万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人间的奇迹一件又一件的出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真的开始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但长期受到压制和扭曲， *** 紧紧抓住对真理标准的阐明与讨论，成为思想能够解放的关键，成为一切工作能够开展的关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说，一切书上写的，文件上登的，领导人说的，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理论观点、名言、指示、教导，总之，任何“本本”、“条条”，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坚持，是错误的就否定，部分正确的就改进、就发展，一时无法检验的就留待实践继续检验。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则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经典著作，是中央文件，是领袖的指示，甚至是更高领袖的只言片语。
几十年来，我们广泛流行、习以为常的是后一种主张，它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十年内乱以后，仍然是当时领导层的统治哲学。领袖的话是金科玉律，丝毫也不能违反。当时，人民普遍要求认真总结十年内乱的经验教训，可是，一些领导人认为 *** 是神，他的话是经典，他决定的事神圣不可侵犯，根本无法进行总结。当时， *** 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拨乱反正”，就是要把多年来搞乱了的是非加以澄清，把颠倒了的黑白颠倒过来，当然也是无法进行的。当时，人民要求为天安门事件 *** ，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要求 *** 恢复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悼念周总理时要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行，也因为是毛主席定了的！人民要求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动文章，也不行，因为这些文章是毛主席审定的！十年内乱时定的罪：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政”。例如所谓的“教育黑线”就是这样定的罪。“四人帮”一伙对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有两个估计：一是十七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还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这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和学生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人们要求推翻这些诬陷全国几千万工作人员的荒唐罪状，也不行，因为这也是毛主席审定的！总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了，而他们强加给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枷锁仍然紧紧地套在脖子上。
这个枷锁是十分坚固的。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按既定方针办”，换汤不换药地继承了 *** 的衣钵。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虽然经过十年内乱的磨难，但还没有从对 *** 的现代迷信中猛醒过来，仍然习惯于“按既定方针办”。
要 *** 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 *** ”，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 *** 。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正是胡 *** ，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一九七七年初，粉碎“四人帮”已过去了半年多，各项工作都不能迈开大步向前进。就在这个时候，在一些秀才的参与下，写出了那篇同样“名垂千古”的、正式宣布以“两个凡是”为重大决策的文章，那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 同志之所以配称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因为他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宝贵的是他善于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并根据实践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早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他刚刚从“四人帮”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面临百业待兴、万难阻路的艰险局面，究竟从何着手？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和严峻的考验。 *** 同志眼见全国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开国元戎、党政要员、卓有功勋的文官武将、科学文化领域的精英雄杰，死的死、残的残，九死一生的人也妻离子散，很多人仍然处在监禁劳改之中。他想，如果不赶快为他们纠正冤假错案， *** 昭雪，把他们解放出来恢复工作，那么，“文革”后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以及破败的政治残局，又由什么人来收拾和挽救呢？
于是，手里刚刚掌握有一点权力的胡 *** ，正确地选择了突破点，他更先日以继夜所努力的事，就是如何千方百计地促进 *** 冤案和解放干部。
他一到中央党校，就找了几位同志一起讨论酝酿，共同商量，并取得一致的认识，先撰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对这篇文章，他字斟句酌地一改再改，一再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我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他同我商量过好多次，他把原稿交给我，商定登一个版。我把排好的清样送给他，他还是一等再等。他先后改了十几次，就像一个即将临阵杀敌的勇士一样，把自己的宝剑一磨再磨，不轻易出鞘，最后选定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纪念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
这篇文章有如万里惊雷，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映。多少人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满脸热泪，一再阅读这篇文章，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们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大有希望了。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 *** 不断，一个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封，文章的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的信件，表示对这篇文章百分之百的支持。
要 *** 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 *** ”，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 *** 。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正是胡 *** ，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但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对这篇文章却坚决反对，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大批老干部顶着组织部长的压力，在组织部大楼内贴满了大字报，热烈响应《人民日报》发表的 *** 冤案、解放干部的号召，反对那位部长的倒行逆施。这些老同志把一大卷一大卷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报社根据胡 *** 的指导思想，把这些大字报加以编辑，编写了一份内部材料。
报社把这份材料也送给了 *** 。他焦急万分，一面翻阅着这些老同志的大字报，一面在办公室里来回转圈。他把那篇文章的作者找来，又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请来，经过反复研究，又写成了第二篇 *** 冤案的评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他同我商量，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头版头条地位。而且在一版配合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为 *** 冤案、解放干部，发射了第二颗重型炮弹。在发表这篇评论以后的半个月，就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决定撤换组织部长，胡 *** 同志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的新部长。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感到担子更重了，立即开始了全国的 *** 冤案和解放干部、安置干部的工作。他一方面开始了极为繁重复杂的组织工作，一方面继续组织撰写了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干部政策》和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他建议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各地开始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
*** 冤假错案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各方面的阻力很大，首先是各级组织部门。各地方各条战线上的冤假错案一时解决不了，人们就纷纷到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党报 *** ，一时间 *** 人员激增。 *** 同志决定召开 *** 工作会议。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八年九月全国 *** 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 *** 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 同志提出的这“两个不管”的方针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谁知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竟然把中央组织部长的这段讲话在出简报时一笔删去，可见阻力之大。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挡着 *** 工作的进展。 *** 同志更加认识到，要比较顺利地开展 *** 工作，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扫清“两个凡是”的势力。这是甘冒“逆鳞”大罪的危险举措。因为“两个凡是”正是当时的中央主席 *** 锋和副主席 *** 所坚持的观点。他们曾经正式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所有最重大的冤案，都是 *** 作出的决策，甚至是他亲自作出的指示。比如反右派、反右倾，比如批斗、罢免彭德怀，比如诬陷害死 *** ，比如两次打倒 *** 等等。要 *** 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 *** ”，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 *** 。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正是胡 *** ，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因而，在吹响 *** 冤案的号角以后， *** 同志毅然决然地策划和组织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先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某一句话、某一项指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作为中央党报的总编辑，我深深感到， *** 同志堪称为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篇传世佳作，就是经过他亲自设计主题内容、亲自组织人员撰写，亲自修改定稿的。他组织党校的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 报和新华总社联合作战，密切配合，开展这一场大讨论，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 *** 冤假错案更大阻力的思想武装，保证了这场斗争的不断前进，扩大战果，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
当然，这场大讨论的伟大意义，还在于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正确的组织路线打下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