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度田制度历史介绍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很容易注意到土地问题，特别是一个朝代末期，往往都离不开世家大族，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然后是农民造反，最终由新的王朝重新分配土地，形成收一放一收放这样一种循环反复的现象。究竟怎么回事？
历经人民公社实验的我们，很容易理解井田制即使真实也不可能久长。历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我们同样不难明白：单家独户小块耕作，制约生产力的提高。在历史上，单一的农业社会，这个两难问题几乎无解。所以我们看到若干年官府允许土地买卖，过若干年又禁止土地买卖，反复循还，不可能一劳永逸。正如《历史的教训》写道：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但不管怎么说，口渴盐卤也得喝，能暂时缓解一下总比持续恶化好些。
早就有董仲舒指出：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因此倡导抑制兼并。刘彻忙于征战，没将这问题摆上议事日程。师丹的改革建议很具体，声势很大，但没真正推行。王莽高度重视，他的措施是以王田恢复远古的井田制，即使辅以严刑峻法，也执行不下去，三年后不得不撤销。
刘秀在战争结束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发现垦田亩数与人口对不上号，公元39年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度田运动，一是丈量土地，二是清查户口。
丈量土地是为了了解豪强地主私有土地到底有多少，检核户口既可以清查隐匿户口，也可以限制豪强地主控制依附农民的数量，进而加强对土地与劳力的控制，增加官府租税与赋役。
州郡官吏多为豪强地主，往往不愿如实丈量土地与呈报户口。特别是河南、南阳地区那些近臣和帝亲，抵触情绪更大。大司徒欧阳歙在汝南郡任内，测量田亩作弊，贪污千余万钱，刘秀要求予以严惩。欧阳歙的学生礼震才17岁，自己绑了进京，上书说：欧阳歙老师为儒宗，没想会遭牢狱之灾。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死后将为废绝。因此，乞求皇上让我以身代命！奏书还没到，欧阳歙已死于狱中。说明这场运动是动真格的，对权贵阶层形成震慑。
传统观点认为刘秀度田运动失败，近来有学者提出质疑，如郑州大学历史教授袁延胜认为：事实上，光武帝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具体有以下两大成果：
一是户口增加。公元2年，全国民户223.36万，口5959.49万，为西汉时最多。社会动乱后，人口大为减少。经刘秀统治30余年，户数和口数均增长近一倍，其中部分就是度田的直接效果。
二是豪强地主有所收敛，官吏不敢继续扩大私有土地。如邓禹，算是开国功臣，但他常欲远名势，还严格教育子孙不修产业。又如樊宏是刘秀的舅舅，屡立战功，被封为寿张侯，但他为人谦柔，常要求子女说：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
专家学者统计，当时全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生产谷物1000公斤左右，每人年平均占有粮食约320公斤，每人年平均口粮约243公斤，亩产一般在50-100公斤，更高可达250-350公斤。从此之后直到近代，历代农业生产率一直在这个水平线上下徘徊。那时全国人口也回升到5000多万，这是个缩小了大约20%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中国历史上的总人口，从汉至明始终在5000-6000万。
宏观来看，光武中兴的意义更非一般。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授葛剑雄认为：空前强大的盛唐发轫于东汉，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处的格局也肇始于东汉。历史对刘秀本人评价很高。秦汉史学家黄留珠说：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汉光武帝刘秀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中兴之君与定鼎帝王两项头衔的皇帝。刘秀的中兴，是重建了一个新的王朝，只不过这个新的王朝仍然沿用了汉的称谓罢了。著名学者南怀瑾说：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大概算来，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