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迈将军：蒋介石赞为“我国军人应效法”的榜样

魏德迈将军被看作是 *** 最后的诤友，当时在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任内，魏氏以同情，谅解与包容的态度对待蒋介石及其 *** ，并积极代为争取美国 *** 援助，同时又能直言不讳，指出其弊端及亟需改革之处。一起来看看蒋介石为什么说魏德迈将军是我国军人应效法的榜样。

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初来华担任蒋介石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因器量狭窄偏私，个性尖酸刻薄，与人难以相处，加以对中国 *** 军政领导阶层敌意甚深，因此宾主间的关系日趋恶化。虽然罗斯福派赫尔利来华调停，终未挽回。8 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下令将史迪威召回，并任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所遗留之中国战区参谋长及美军指挥官的职务，而当时正在锡兰驻地康堤 (Kandy， 今名马哈努沃勒) 的魏德迈也於十月二十七日夜晚接到马歇尔的电讯。魏德迈对其新任命并不感到欣喜，因为除了仍然希望能率军赴欧洲战场外，他也早就耳闻「中国是美国军事及外交官员的坟场，有许多优秀官员的前程葬送在中国

为了避免魏德迈来华重蹈史迪威的覆辙，参谋总长联席会议在於十月二十四日给魏德迈的指令中，明确规定其主要任务如下：

1。 向蒋委员长提供建议并协助其进行对日作战。

2。 指挥其属下之美军作战部队自中国实施空中作战，并在作战，训练及后勤支援方面继续支持中国之空军地面部队。

3。 除因保护美国人民之生命及财产而有必要者外，不得使用美国的资源镇压〔中国〕内部的斗争。 此外，并将以往并未明确划分的中缅印战区正式划分为中国战区及印缅战区，后者由曾任史迪威中缅印战区副手的索尔登中将 (Lt。 Gen。 Daniel I。 Sultan) 负责。(9 )此一决定无形中降低了中国战区在美国亚洲全盘战略考量中的地位，「史迪威事件」对中美战时合作关系的立即影响已然浮现。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更高统帅身份，发布命令，任魏德迈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索尔登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 (秦孝仪， 1978， 5： 629)。

十月三十日，魏德迈率随员自新德里飞越驼峰抵达昆明，在当地停留一宵，次日飞抵重庆，在机场迎接者有外交部长宋子文，赫尔利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人。(10) 十一月一日，魏德迈由赫尔利陪同晋谒蒋介石。魏德迈同时发现，史迪威对於其接任该注意之事项并无任何留言或交代。

魏德迈来重庆

抵达重庆之后，魏德迈发现当时中国的情形相当不乐观，西南之战况尤其危急。魏氏在十一月十日致参谋总长马歇尔的电报中表示：「毫无疑问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严重的，而且在继续恶化。桂林事实上已被包围，柳州的陷落也在旦夕；而中国人的毫无组织，与计画的没有章法则更是出人意表。」事实上，在魏德迈拍发此一电报的前一天，桂林已经被日军攻下，柳州则在十一日陷落。(12) 贵阳之情况亦甚危急，如果贵阳失守，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则是作为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援华空运唯一的终点昆明以及陪都重庆本身。魏德迈担心一旦昆明失守，不仅危及重庆，更可能造成中国政治及军事上的崩解。(13) 魏德迈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将曾受美军训练及装备，目前在缅甸作战的五师国军中的两师调回，并由参谋总长何应钦驰赴贵阳，指挥援军反攻，贵州战局始告稳定。

魏德迈对中国战事的建议

为未雨绸缪，魏德迈曾向蒋介石建议，如贵阳失守，应有迁都昆明之准备。於十二月二日，蒋以「余绝未考虑及此」婉拒。根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十二月四日之记载： 魏德迈参谋长来谒，於谈话中复以迁都之事相询，公乃郑重告之曰：「此为中华民族精神大节之所关，不能讨论，余纵在渝被敌包围，亦绝不离渝一步也。」魏氏为 公决心所感， 随亦言曰：「如委员长不离渝，余亦绝不离左右。」 公因自记曰：「闻其愿与共患难，同生死之言，殊以为感也。」(秦孝仪，1978， 5： 647)

此一记载与事实稍有出入。根据魏德迈自己的说法：「我明白告诉委员长我无意留在重庆被日本人俘虏或杀害，但如果可能我会到昆明去，如果情况许可在那里组织坚强的抵抗。」

一九四五年一月，魏德迈晋升陆军中将。除了扭转战事的劣势之外，魏德迈对中国战区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缩编国军兵力，提高国军待遇与建立后勤补给中心。魏氏抵华之初，国军约有三百师兵力，训练及装备均严重不足。魏氏在四月二十六日呈送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中指出「国军约有三百师之众，美国装备绝不足以配备如此多之单位，故先充实三十六师之训练与装备，若再有可能则扩充至五十师。」此一三十六师之精简，加上仍在缅境作战之三师，共三十九师，即为战后美国协助中国 *** 建立现代化军队，初步装备陆军三十九师计画之由来。(15 )

魏德迈深知仅凭训练与装备仍不足以致胜，士气是赢得战争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自古即让军队「就食於民」，而军人也认为保国卫民，受之无愧，因此强取豪夺之事实层出不穷，造成民怨甚深。魏德迈调查发现，中国人竟无「行军靠肚皮」(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 的观念 (Wedemeyer， 1958： 335)。国民 *** 所实施的给养制度是依士兵人数将定额款项发给各部队长，由其负责解决粮饷问题。但由於其时军官薪俸微薄，不足以养家活口，因此部队长克扣军粮及吃「空缺」的情形极为普遍，造成战力不足，士气低落。为彻底解决问题，蒋介石接受魏德迈之调薪建议，主动将国军待遇一律提高一倍 (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秦孝仪，1978， 5： 655-656)。

为杜绝部队长的中饱私囊，魏氏又拟具新的配粮计画，分别在昆明及重庆设立一个给养中心，负责采购军粮，分发至各分支单位，再以卡车运送至各部队。此一新配粮计画在全国实施成效良好，不仅士兵粮食不虞匮乏，军民之间的关系亦大为改善。魏德迈并要求马歇尔派遣一位食品专家来华，研究国军膳食情形，并提出改善建议。同时，自美国运送维他命丸，以补充士兵营养之不足 (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Romanus &； Sunderland， 1985： 65)。国民 *** 迁台之后沿用至今的国军后勤补给制度，多少是受魏德迈当年在中国战区所采行措施的影响。

除了协助解决国军兵员过剩及给养问题之外，魏德迈在抗战期间也曾数次向蒋介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其所针对者虽非军国大事，但却颇收移风易俗之功效，更充分反映了魏氏对中国贫苦大众的同情与关怀。例如，魏德迈抵华之后常获国府官员邀宴，菜肴丰盛，有时竟达二十几道菜。魏德迈认为当无数中国人颠沛流离，身处饥馑，而领导阶级却如此奢侈，极为不当。因此他建议蒋介石，在战争期间，此类宴会应予停办，并建议蒋氏以身作则，本身宴客亦应以四菜为限。蒋氏对此欣然同意，并以婉转方式普遍实行 (Wedemeyer， 1958： 322)。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建议改变中国人「靠左驶」的行车习惯。在中国，数千年来行人及路上交通工具皆是靠左行走。但是在抗战时期，此一行之多年的旧习惯却造成了不少意外。因为在中国战区所使用的车辆绝大多数是美制的汽车及卡车，其设计是靠右行驶，与英制的车辆不同。魏德迈向蒋介石建议，人车改为靠右行走。蒋氏立即接受此一建议，并打算在中央 *** 控制的地区内立刻实施。魏氏建议给予数月缓冲期，并大力宣导。此一改变因影响英产汽车在华市场，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 (Sir Horace Sey-mour) 甚至指使若干中文报纸为文攻讦，并要求蒋介石重新考虑，收回成命 (Wedemeyer， 1958： 354-355)。

此一新的规定於一九四六年元旦在全国开始实施，过程顺利，未发生任何意外。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靠右走」仍是海峡两岸中国人一体遵行的交通规则。

抗战期间，魏德迈在中国战区所提出的兴革建议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与采行，主要是由於其诚恳谦逊的圆润个性获得了蒋氏的尊重与信任。魏氏抵华之初，蒋介石即已感觉其人「直谅坦诚，其性格适与史迪威相反 (秦孝仪，1978， 5： 640)。」同样的，魏德迈对蒋介石也极为钦佩，但却非盲目的崇拜。对於蒋的能力，领导风格，战略素养及其在当时所面临的困境皆有相当透彻，一针见血但却十分公允的评析。 在其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极获好评的回忆录《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s！) 一书中，魏德迈对目睹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的情形，说出了他的感受：

我开始领会到国民 *** 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惊人的坚忍与耐力，绝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不愿作战。法国在德国发动攻击之后六个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七年后，中国在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撑。 当我对局势了解更多，我认知到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是我们美国人对中国在一九四一年之前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我牺牲，大部分时间皆表现漠不关心。(Wedemeyer， 1958： 279)

对於蒋介石当时所面临的困境，魏德迈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说：蒋一直是四面作战：对抗日本；对抗以 *** 为代表的苏俄；对抗以前军阀或半独立省份文武官员所代表的离心势力；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 美国人大部分的时间不是拒绝承认蒋介石所面临的困难，就是对中国战后的命运毫不关心。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确定中国必须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不管她的精疲力尽及其人民的惨重牺牲与苦难。当我奉派前往中国战区，军部给我的指令中所使用的就是这些字眼。(Wedemeyer， 1958： 281)

魏德迈更进一步指出：

美国人以为只要蒋介石下一道命令，它就会被执行。我则体认到委员长不仅不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只是一个松散联合 *** 的首领，有时会在获取其属下服从一事上遭遇极大的困难。(Wedemeyer， 1958： 323)

当然，魏德迈也坦诚指出蒋介石本人能力及领导风格上的弱点及缺失。一九四五年三月，魏德迈返美述职。在与陆军部长史汀生 (Henry L。 Stimson) 的餐叙中，史氏询及蒋介石的能力。魏氏回答说：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他不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或熟练的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军队对抗军阀及共党方面相当成功，但极少展现现代军事战术或技巧方面的知识。(Wedemeyer， 1958： 342)

对於蒋介石的个性及领导风格，魏德迈曾做过相当透彻的分析：

在我与蒋介石两年的相处中，我确信他是一位正直无私的领袖，对其人民的福祉极为关切，并渴望建立符合孙中山理念的 *** 体制 *** 。 在我看来，蒋介石更大的弱点是他对朋友及旧属的忠诚。在他那群僚属中，有些既腐败又无能的人。如果他不能接受劝告而去掉他们，中国局势将会变成怎样实在难以臆测。我曾告诉他，他的僚属中很多极为腐败无能，这些人一日不去，则其为人民所构想的良好计画将永远不能实现。因为这些人使他无法接触到不少中国更爱国能干的人才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我承认蒋在政治方面极为机敏，有合理的思考力与坚强的个性。但他却被儒家强调忠於家人朋友的哲学所限。他不愿舍弃他周围那些党同伐异的人，因此疏离了不少中国更好最能干的人才。(16 )

魏德迈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尤其是 *** 人在中国的意图有极深刻的认识。他承认：「我也像马歇尔一样，曾受惑於史迪威的报告。但经验使我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能有所警惕。」在重庆期间， *** 与周恩来二人曾在魏德迈的寓所中与其辩论共产主义的本质与手段。追忆这一次谈话，魏德迈写道：

我常听说他们〔毛，周〕不是真正的马克斯主义者，而只是对中国人福祉关心的农民改革者。但是这一次非正式的历史性会面却拆穿了这些在美国被广泛传播的报告根本就是谎言。(Wedemeyer， 1958： 285-287)

根据魏德迈自己的说法，抗战期间，毛，周曾一度邀请他指挥共军，但遭其以「身为战区〔美军〕指挥官，指令要求其支持国民 *** 」而婉拒；但当共区发生严重疫病，他曾运送十一吨医药用品救急。(Wedemeyer， 1958： 287)

四，魏德迈再度来华实地考察

一九四七年春季，魏德迈奉陆军参谋长艾森豪之命，以交换将领身份前往英国访问，在数个皇家军事学院发表一系列的演讲。魏氏在离英之前接获其老长官国务卿马歇尔之电报，命其返美途中顺道访问若干欧洲国家 (Wedemeyer， 1958： 381)。魏德迈返国后，於七月初向马歇尔报告访欧观感。马氏趁机表示：「司徒雷登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工作表现乏力。」31 马歇尔并询问魏德迈是否愿意重返中国担任驻华大使。魏氏询以去载马氏要求其使华却因共党反对而撤销任命事。马歇尔毫无窘态或表示歉意，仅笑称：「今日 *** 可能亦视我为不受欢迎之人 (Wedemeyer， 1958： 382)。」

魏德迈虽拒绝使华，但因军人服从之天性且念及旧谊，表示愿应马氏之请，率团前往中国作短期实地考察。32 同时，他也希望能为 *** 的蒋介石再尽一分心力。正如他多年后所说的，他使华任务有双重目的：「让中国人知道他们必须证明美援不会被浪费；同时说服华府必须提供此一援助 (Wedemeyer， 1958： 388)。」

另一方面，马歇尔之所以选择魏德迈，则主要是基於实际的考量。

正如他告诉副国务卿罗威特的：「概括地说，他〔魏德迈〕熟悉中国事务，尤其与重要官员熟识，而他甚受蒋委员长的敬重。」33 当然，在战时即力主援助国民 *** 的魏德迈，也较易被亲蒋的共和党议员所接受。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纽约，华府，波士顿，芝加哥，丹佛，纽奥良，普洛维顿斯等大城市的主要报纸皆表示反对在國民 *** 进行改革之前给予援助 (Stueck， 1984：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