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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驰骋半个中国，让曾国藩有多绝望？若非中牟分军，历史将改写

中国历史1年前 (2023-09-04)520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僧格林沁阵亡后，清廷不得不任命曾国藩出任剿捻主帅。

1、曾国藩的剿捻方略——“四镇圈制”

曾国藩受命之后，一面调集湘淮军数万，陆续北上，奔赴战区。

同时，在总结僧格林沁单纯追剿战略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捻军骑多步少，行动迅速，飘忽糜常的作战特点，首先提出“拦、追结合”的剿捻方略。

具体布置是“在从古四战之场，历来捻匪出没之区”即苏皖鲁豫四省边区的十三府州内设立四大军事重镇，分别驻扎重兵，以拦截往来于附近的捻军；再筹设专责追剿的“游击之师”追击运动中的捻军。

从表面上看，曾国藩的方略要比僧格林沁高明，但战争是交战双方多层次的较量。

仅仅军事这一层次上，就有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和战斗作风等诸多要素的比较。这些要素制约了曾国藩的战略，使其实行起来有很多漏洞和无法解决的矛盾。

首先，这一方略不能解决清军地广兵少的矛盾。且不说捻军可以避开曾国藩重点设防的十三府州地区，活动于华北、中原的西部地区，置曾国藩的重点设防于“无用武之地”。

李鸿章也看出这一点，“四镇圈制之说，似可以保东、皖，而不可控楚、豫”。

曾国藩的“四镇圈制”的拦追战略，根本无法遏制捻军的行动。

其次，在武器装备上，虽然湘淮军是当时中国最近代化的军队，远比以大刀、长予为主要兵器的捻军优越，但是在战场上，以骑兵为主要作战力量的捻军行动迅速，作战勇猛，清军“以枪炮轰击，贼马闻枪声腾扑愈猛，瞬息已逼阵，枪不得再施”。

编制上，湘淮军以步队为主，行动缓慢，即使后来骑兵增加，也无法和捻军骑兵对抗，“我军战马皆出自采办，喂养有额，…一兵只此一骑，此阵间兵惜马力，往往尾追不舶及。

在战术的运用和战斗风格上，捻军更胜清军多矣。

湘淮军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只有在突然遭遇时才偶尔打野外的短兵相接的交手战，这种场合几年都难遇一次，而且太平军基本上是步兵，双方的行动都缓慢。

因此，在围剿捻军之初，湘淮军对捻军难以追及，偶战又出自突然，战则必短兵相接，故而对马步包裹、排阵对刺的作战 *** 很难适应。所以，曾国藩也承认：“人皆言捻子善避兵，只怕打不胜，即鲍（超）、刘（铭传）与之相遇，胜负亦在不可数之间”。

此外，曾国藩的“四镇十三府州”重点设防的拦追计划，还受到各省督抚的反对和掣肘，清廷的责难，京师言官的攻讦而难以实施。曾国藩只好认输：“厥后京师谤言纷起，仆亦自乱其例，自迁其说，迄无一成”。

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而初议所云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者，亦终莫能践”。

2、捻军的分与合

但是，无论曾国藩的战略计划的效果如何，雉河集包围战前后，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清廷的严饬之下，曾国藩正率领数万湘淮军向作战地区结集，并开始实施他的战略计划。

以前捻军面临的只是僧格林沁一支军队，现在却要对付以洋枪装备的强大的湘淮军和众多的清朝各省地方军了。

1865年7月下旬，在撤离雉河集时，捻军开始分军作战。

一直到次年9月在河南中牟一带最终分为东西捻军为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捻军始终以频繁的分合且分多于合的状态与清军周旋。

7月下旬，捻军久攻雄河集不下，湘淮军及皖豫地方清军皆向皖北云集。重兵压境的形势，迫使捻军重新开始流动作战。

“发捻各逆分股西窜，于是，张总禹等由太和窜至沈邱、陈州，周家口一带”。

张宗禹部于8月初进入河南后，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在南阳地区。任赖部则于8月上旬进入信阳地区，继而挥师北上，直抵山东曹州一带。

至11月底，两股曾在河南鄢陵地区会合。这次分军作战，达四个月，尽管清捻双方屡有接触，但没有发生什么恶战。

不久，捻军再次分军，并把湖北作为进军方向。

1866年元月中旬，任（柱）、赖（文光）部由光州进入湖北，南至麻城、罗田，清军成大吉部在防堵途中“勇丁缺饷哗溃，贼乘势呼啸，众至数十万”。

捻军任（柱）、赖（文光）部遂进占黄陂，威胁武汉，迫使武汉 *** 。同时，张宗禹部也进入湖北，分兵活动，连克圩寨，消灭乡团，“裹胁日众，势益张”。

于2月中旬，在黄陂东南大败清军，阵毙总兵梁洪胜等。

捻军在湖北的强大声势，使清廷惊恐不安，曾国藩即派刘铭传等急赴湖北拦截追剿，但待清军刚刚云集湖北，张宗禹部突然于3月下旬撤离湖北，避开清军，长驱直入山东曹州。不久，任（柱）、赖（文光）部部也驶入山东。

4月中旬，张宗禹部连续击败清军杨飞熊、王心安、潘鼎新部。

4月下旬，两支捻军再次在山东郓城一带会合。

捻军这次分军作战约五个月，各自都打了胜仗，部队也有所扩大。

5月上旬，捻军在山东境内连续多次试图抢渡黄河，不成。

随之，又分为两军，倾全力攻扑运河。

曾国藩为阻拦捻军东渡运河，“以保运东完善之区”，急调湘淮诸军驶援山东，“全力与该逆争扼运河。”

在清军防务增强，盛夏运河水涨，难以强渡的情况下，捻军放弃了攻运的努力，分军由二路进入河南，在南阳、许昌一带盘旋。

9月中旬，捻军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会合，准备以优势兵力冲破曾国藩的沙河——贾鲁河防线。

24日，捻军先在开封以北黑堤一带佯做抢渡黄河的姿态，吸引清军的注意，然后急速南下，在开封以南十余里处的芦花冈一带，乘夜击溃防守该处的豫军，一举突破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沙、贾鲁河防线，再次进入山东境内。

在捻军分军快速流动作战的情况下，曾国藩发觉“以静制动”的战略和“四镇设防”的方针并无成效，被迫一再修改剿捻方针。

3、曾国藩有多绝望？

1865年9月，曾国藩把“四镇设防”改为“五镇设防”，扩大清军的堵截区域。

同时，他认识到“久未办成游击之师，自问尚无破寇之术”。除加紧编制马队外，还把原驻防周家口的刘铭传部调作游击之师，以增加追剿的力量，这是他之一次修改初订的剿捻方针。

但是，充任追剿之责的刘铭传与李昭庆两支游军虽然前堵后追，疲于奔命，仍未遏制两支捻军的左冲右突。

曾国藩不得不增加兵力，1866年2月，淮军刘秉璋部，不久，湘军鲍超部先后投入剿捻战场。

在兵力增加的条件下，曾国藩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再一次调整了兵力布署和作战方针。他一反过去注意“重点设防”的方针，转取重在追击的方针。

但不同于僧格林沁的孤军穷追，他仅留少数弱兵和应作休息之军驻扎“五镇”，把主要兵力组编成六支强大的追军，分数路对付捻军的分军游击，计划“六游分进，梭织不断”，构成不断变动经纬的军事网罗，“俟此贼寇终有穷时”，一举罩住机动力极强的捻军。

曾国藩这番煞费苦心的努力，并没有改变剿捻的被动局面，捻军仍然时分时合，分军游击，清军虽然分军诸追，却顾此失彼，甚至在连续几个月的时间里，竞没能和捻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斗。

曾国藩不得不自叹：

“岂天心果不欲灭此贼耶？抑吾辈办贼之法实未有善耶？”

曾国藩这一重点设防和以重点分军追击的之所以无法奏效，主要是因为后期捻军以骑兵为基本作战力量，而湘淮军的骑兵既少，质量尤差，本来就难以与作战勇猛、技艺娴熟的捻军骑兵相匹敌。

虽说各支湘淮军都有自己的骑兵，但十分单薄，根本不敢单独与捻军相逐战。曾国藩也看出自己弱点说：“无奈马队远不如贼，…专持步队追剿，断不能制流寇”。

在专恃军事力量无法打败捻军的困境下，曾国藩不得不“始思变计”。考虑改变以追剿为重点的方针，企图利用自然河道设置防线，以限制捻军的活动范围。

1866年5月，曾国藩由徐州移驻济宁，沿途勘察运河、黄河，并根据自然地形划分段落，由湘淮军和各省地方清军分段设防。

当时，曾国藩筹备防守运、黄两河，仅仅是试图把捻军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黄河以南，运河以西，以保住鲁东地区，尤其是防备捻军北渡黄河，威胁清朝的统治重心。

但是曾国藩的防河之策实际上带有很大的消极防御的成分。当时，淮军将领刘铭传向曾国藩建议：“贼万一不幸泼运只好反守运西，驱之海东以图歼灭”。

曾国藩则因关系重大，没有把握不敢采纳。

曾国藩的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只是更加注意利用与改造地形，把军队与河流天堑结合起来，以增加防堵效益。他防守运、黄两河，就是以消极的保守战略来保全“完善之地”，以减轻剿捻无功的责任，并不是为了歼灭捻军。

4、河防计划的失败

1866年5月，捻军倾全力抢渡运河，均被清军击退，这就增强了善于总结教训和富有军事经验的曾国藩对防河的兴趣和信心。

1866年7月，曾国藩见捻军悉数聚集于沙河、贾鲁河以西，遂决定借鉴防运成功的经验，采纳刘铭传的建议，防守沙河、贾鲁河，他调集、部署兵力，一面兴筑河墙，深掘河道，派兵把守，形成了以沙河、贾鲁河为屏障的跨鲁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线，把捻军遏制在沙、贾河以西。一面把湘淮军主力调至该地区，力图把捻军赶至豫西、鄂东一带山区加以消灭。

但是，曾国藩这个以河防为中心的战略计划也是失败的。

首先，他的战略计划的重点仍然是消极防守。

为了布置河防，他不得不把精锐能战的刘铭传、潘鼎新等部从游军中抽调来来办理防务，这就势必削弱清军的追剿力量，使捻军的活动更为自如，他们可以很快地寻找到防守薄弱的地段一举突破河防。

其次，“防守两河本系极难之事”，“贾鲁河沙淤已久，万难兴挑”，“沙河上下千余里，地段太长”。尤其是朱仙镇至黄河南岸“七十里全系沙地，无河可守，挖壕筑墙更费时日，防甚难”。

加上因湘淮军兵力不足敷布，曾国藩不得不借助河南、山东等地方清军把守河防，这些地方清军战斗力弱，纪律亦差，致使河防出现若干的薄弱地段，卒为捻军所乘。

果然，就在曾国藩紧张地布置运防时，捻军突然于9月下旬突破沙、贾河防线，长驱东进，直扑运防。曾氏苦心经营的河防计划又被挫败。

10月中旬，捻军在河南中牟一带最后一次分军，一支由张宗禹、邱远才等率领，史称“西捻军”，一支由任柱、赖文光等率领，史称“东捻军”。

自此，两军各自作战，再未会合过。

5、中牟分军的动因

关于捻军的分军，史学界历来着重讨论的，是分为最终东、西捻军的河南中牟分军。

史学界虽然重视中牟分军，但对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捻军的频繁分合却采取忽视的态度，这样未免割裂了历史。

其实，中牟分军不过是历次分军的继续，而且此后再也未能会合。

史料记载，捻军的几次分军，常常是捻军首领之间矛盾和意见不一致的结果。

雉河集解围后，捻军之所以分股行动，亦夹杂了矛盾的因素，“涡阳围解，张宗禹装旗于王家注，五孩（宗再侄）与任化邦不协，遂分道入豫”。

曾国藩也都曾根据各种情报，一再谈及捻军首领之间的矛盾以及分军的原因。

如曾国藩说：“东西两股向来不协”，“任、张本不和”，“而其彼此猜忌，心力难齐”。

李鸿章说；“闻该两逆衅怨已深，势难久合。”

刘铭传说：“现张、赖二贼不合，分成两势”。刘长佑说：“（中牟分军是）赖文光、任柱股匪因与张逆不睦，仍折而东”。

他们都指出捻军首领们的矛盾发生在张宗禹与任之间、稽之后期捻军的历次分军的史实一一都是一分为二，直至最后分为东、西捻军，始终是以张宗禹为一支，任柱、赖文光为另一支，证实了曾、李等人的说法。

史实表明，捻军自高楼寨战役后的频紫分军，主要是由首领之间的矛盾所致，这些矛盾发生在张宗禹和任柱、赖文光之间，所以每次分军都是他们之间的分裂。

6、西捻军为何西进？

赖文光自称，中牟分军是他为改变“独立难支，孤立难久”的困境，“特命张宗禹…前进甘陕，往联回众，以为犄角之势”。

史学界据此立论，以为西捻军不过是赖文光派遣的一支偏师，目的在于“往联回众”，构成东西军事犄角，与清朝争夺北方中国。

但是，赖文光这一说法，颇值得怀疑。

之一，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史料重复或证明这一说法，第二，细察当时战局，西捻军进入并停留于陕西，不象是主动的和有目的的战略行动。

10月下旬，西捻军离开河南许州向西运动，淮军杨鼎勋、刘秉璋两部在背后取道新郑、汜鞏一路追剿，鲍超一军则由湖北裕州北上迎剿，以阻止西捻军南下湖北，刘松山部则由河南汝州西上堵截。

这样，位于豫西的西捻军面临由东、南、东北三个方向压逼而来的湘淮军的追剿。张宗禹被迫继续西行，以摆脱追军，在行进途中，西捻军曾屡次试图北渡黄河，如11月初，西捻军西撤至陕州时，在陕州西北太阳渡等外连续数日抢渡黄河，均被防河清军及水师炮船击退，只得继续“由灵宝一带向西窜逸”。

在途经灵宝时，又试图在永乐镇一带抢渡黄河，“经防军开炮隔河轰击，贼见官兵防守甚严，渐向西路遁去”。

此时，鲍超、刘秉璋、杨鼎照纷纷追至陕州，堵住西捻军南下湖北和回军东下的去路，只西面“潼关、商洛等处并无重兵扼守”，“贼知追兵将至，遂绕道潼关以南，闯入陕西之商州一带”。

从这段战程可以看出，西捻军入陕，乃是因南下，东返之路被堵，北渡黄河不成，而为摆脱追军的避实就虚之行，并不是赖文光所说的具有既定战略目的的运动。

西捻军入陕后，清朝各方奏报均称他们不会在陕久留，不久将“自陕窜出”。

如果说，鲍超、曾国藩因不愿率军入陕，而虚捏情报。那么，河南巡抚李鹤年决不负率军入陕剿捻之责，督办陕西军务的刘蓉更是责任重大，他巴不得援军立即入陕，“驱贼出境”，所以不会妄报这一对自已极为不利的消息。

再从不久以后，东捻军于12月初由山东直扑湖北的行动来看，上述西捻军“恐仍回窜湖北”的情报，绝非虚言，刘铭传曾归纳捻军的活动规律是：

“每于冬春之际，豫无所掠则入鄂，秋夏之际，鄂无所掠则入豫”。

但是，西捻军入陕后，身后的湘淮军主力纷纷以气候不利，后勤困难以及西捻军将由陕西回窜为理由，没有紧随追入。

只是驻扎在河南、陕西边界沿线一带。

湘军刘松山部在次年2月才入陕，这就暂时造成了一个对西捻军“围而不追”的格局，而且，当时陕西清军力量薄弱，既要防回又要防捻，无法对西捻军进行追剿，这对长年奔战，以“避兵”为生的捻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机会，自然就暂驻陕西休整，不思“窜出”了。

此外，虽然陕西比较贫瘠，但直到次年夏季左宗棠率大军入陕，西捻军一直活动在农业发达，相对富庶的渭河平原地区，这一带又“尚多完善地方”。

因此，西捻军的“就食”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西捻军进入陕西后，被清军追剿，退至甘肃的 *** 军也乘机回到渭河平原。这样，西捻军和 *** 军既活动在同一地区，各自的敌人又是共同的。这就必然在行动上发生一些合作的关系，(尽管也不乏相互间的仇杀)如 *** 军卖给西捻军军火，有时为西捻军作向导，以及战场上一些缺乏战略预谋的偶然相互配合等等。

但是这些并不能证实西捻军就是为了“往联回众”而入陕，也不能证实西捻军主动和 *** 起义军结成了军事、政治联盟。

史实表明，西捻军在西北时没有联合 *** 起义军建立根据地，离开时也没有联合 *** 起义军一同东渡黄河。

捻军进军陕西是具有战略目的结论，是失之不够全面与缜密的。

综上所述，捻军的中牟分军，和以前的多次分军一样，主要是捻军首领之间矛盾和分裂的结果。西捻军进入、停留陕西只是摆脱追军和清军暂时“围而不追”的“避兵”之举，并非主动的和有目的的战略行动。

7、中牟分军的得失

在客观上，对捻军来说，一定条件下的分军，无疑是有利的。这已为一年多的分军所证明。在当时湘淮各军齐赴剿捻战场的形势下，它迫使清军亦分军追剿，以致其本来就不足的兵力更加零散。

捻军分军，尤其是分别转战于清军防线两侧，曾、李等人企图利用自然地形圈制捻军的战略就无法实施。

曾国藩在初议沙、贾河防线时，就是等捻军全部进入沙、贾河以西、以南地区时，才正式实施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捻军时分时合，充分发挥“善走”特点，在曾国藩圈定的重点设防的广大区域内外往返穿插，运动如梭，时而疾驶千里之外甩开追击的清军，避免决战；时而盘旋于百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以打圈战术疲敌，“偶战则凶悍甚”。

但是，由于捻军分军往往是无目的，无计划的分裂行为，并且缺乏相互间的联系和配合，所以很容易陷入被清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绝境。中牟分军终于导致了这一悲惨的结局，而成为后期捻军覆亡的转折点。

中牟分军前后，捻军面临的清军越来越多，左宗棠在剿灭了南方太平军余部后，正率其所部北上，已在战场上的湘淮军也不断扩充兵力，增加骑兵和改善装备。

刚刚受命继任曾国藩的李鸿章上台后，在曾国藩“以静制动，圈制捻军”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积极、主动的“觅地兜围”、“轭地兜剿”、“弃地以诱其入”等攻剿战略。

但是，中牟分军只是捻军首领之间矛盾斗争导致的可悲的分裂，而非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这一无目的、无计划分裂，使东西捻军分别流窜，各奔一方，各自为战，以至“老死不相往来”，它对格军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既没有改变分军前所渭“独立难支，孤军难久”的形势，反而使其陷于两军相隔遥远，音讯隔绝，力量更加孤散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