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创制度导致蜀汉诸葛亮坐大刘禅被架空
西汉武帝创立十三州,作为监察区域;至东汉灵帝时,黄巾军起,南阳太守刘焉“以为刺史威轻……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于是改州刺史为州牧,并行使行政大权,地方政区亦由此变成了三级制,刘表是荆州牧,刘备是豫州牧,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此时的“州”幅员广大,譬如蜀汉一国,其实只及汉代的一个益州,换句话说,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牧之后,后主刘禅确实也没啥事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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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上海滩的“南京”路虽多,却未能穷尽历史上的南京名称。758年,唐代以江宁位置重要,取“升平之地”之意改置“昇(“升”的繁体字)州”,但如今沪上并无“升州路”(不过南京还有)。
再说到“昇州”之“州”,在中国的地名变迁里实在是个有趣的物事。自古就有九州的说法,但“州”真正在政区里出现则要到汉代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二级政区制度,汉代因之。西汉武帝创立十三州,作为监察区域;至东汉灵帝时,黄巾军起,南阳太守刘焉“以为刺史威轻……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于是改州刺史为州牧,并行使行政大权,地方政区亦由此变成了三级制,刘表是荆州牧,刘备是豫州牧,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此时的“州”幅员广大,譬如蜀汉一国,其实只及汉代的一个益州,换句话说,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牧之后,后主刘禅确实也没啥事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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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于限制州牧权力这个考虑,加上国家分裂,割据政权各行其是(譬如三国魏吴都设荆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越来越多,辖区倒是越来越小,到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陈加起来,居然已经有253个州,而下一级的郡不过698个,基层的县亦只有1562个。这实在是机构臃肿到不能不改的地步了,隋代平陈后罢天下诸郡,等于是把州降级到原来郡的地位,隋炀帝干脆又把州改名为郡,绕了一圈又回到秦代的老路上去了。唐代沿袭隋制,但中央直接管理几百个州实在过于困难,唐太宗就苦于记不住各地长官名字而将其写于屏风之上,中唐之后,遂又变成道州县三级体制。
虽然州在唐代的地位下降,但对中国地名却影响深远。不像秦汉的郡名毫无规律,唐代州名整齐划一,一律是单字加州,许多名字今天也是广为人知的。比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以及闽粤两省的省会福州、广州;而“扬州”也是在唐代从九州中泛指长江以南搬到了今天的江北。
但唐代的州制也有例外,自从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把国都雍州(今西安)升为京兆府,把陪都洛州(今洛阳)升为河南府后,“府”俨然就成了拥有特权的州。到宋代就出现了“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府都由州升迁而成,等级均为上州;比如南宋的“行在”杭州升为临安府。好名字自然人人向往,于是府就变得越来越多,到明清更是成为主流,故此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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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之变为“府”,对于政区本身无甚影响,对地名而言却是大混乱。府名通常都是二字,于是需要重新起名,比如益州改作成都府,并州改为太原府。但有些时候新的名字又不见得比旧有名字顺耳,更多的情况是懒得取新名字,结果在明清时期就普遍出现了先从“苏州”改成“平江府”,最后又改成“苏州府”这样叠床架屋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