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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号事变：丰岛海战背后的国际法博弈

中国历史5天前50

公元1894年7月25日，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之一。北洋水师运载千余名陆军，在朝鲜京畿道牙山湾入口的丰岛附近水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之一游击队截击。随即爆发的丰岛海战，被看作是整个甲午战争的开端。

当时，清军方面由济远号巡洋舰和广乙号炮舰担任护航，而运送军队器械的是操江号兵船与租用英国怡和洋行的高升号货轮。日本之一游击队方面包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新锐巡洋舰，在兵力兵器上拥有优势。

日本之一游击舰队的吉野秋津洲和浪速

下午7点52分，吉野号率先向济远号开炮，宣告甲午战争开幕。当然，也有说法是济远试图利用210毫米舰炮的射程优势，抢先开火。无论如何，装备速射炮的日军新锐巡洋舰很快就占据上风，首先将冲入日方队列企图进行鱼雷攻击的广乙击毁，接着又击伤济远号，让其带伤逃离战场。

由于护航舰队战败，运输1100名清军的高升号轮船和运输器械弹药的操江号兵船，就沦为日军之一游击队的目标。虽然日方对这两艘无武装的运兵船可以说手到擒来，却面临非常棘手的国际法问题。毕竟，满载清朝官兵的高升号是一艘英国船。不但归英国公司所有，悬挂英国国旗，还注册在英国船籍社名下。按照国际航海法惯例，在和平时期英国对该船及该船运输的一切人员货物负有安全保障之责。

清军护航编队的济远号和广乙号

事实上，这并非北洋海军和淮军首次打擦边球，李鸿章早就习惯于用洋轮船来保障运输安全。淮军建军之初，他就经由上海商人出面，雇佣挂有外国旗帜的蒸汽轮船二只，将淮勇4500人沿长江运至上海。和洋人打交道多后，李鸿章更是对临时雇佣外国轮船运兵的运作更加熟练。作为深谙“以夷治夷”手法的官场老手，这么做的用意当然是借大英帝国这张虎皮做大旗，让实力较弱的北洋海军武装运输船队在日本联合舰队眼皮下闯关成功。

然而，日本人并非只是坐守成规的傻瓜。之一游击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留学西方多年，对国际海事法非常熟悉。他敏锐的觉察到在打出之一炮之后，日清之间就进入了实际交战状态。日本海军就可以按战时规则办事，对运输敌国军队和弹药的第三方船只进行检查和扣押。

甲午战争中的两国士兵形象

日方浪速号巡洋舰截停高升号轮船，派出军官登上高升号进行检查。英国船长高惠悌与之交涉后提出：高升号为英国公司运营之英国国籍轮船，受英国法律保护。此行目的是运送淮军1100名与14门火炮到牙山。如果日方不允许到牙山，高升号可以原路返回天津港。

东乡则坚决按照战时处置原则，要求高升号作为俘虏船跟随浪速号行驶！

日本浮世绘上的击沉高升号

于是，高惠悌决定服从东乡命令，却引起高升号上的清军愤怒。他们拒绝当日本人俘虏，并且用武力逼迫高惠悌停船。于是英国船长第二次和日本人交涉，想劝说日军放高升号回大连或旅顺，但再次被东乡拒绝。日方联络官还告诉东乡，高升号船长被清军胁迫，随时可能爆发冲突。

无论日方联络官这个消息是否属实，都给了东乡进一步展开军事行动的理由。因为假如在公海上以武力劫持第三国船员，足以构成海盗行为，日方可以此为据进行武力干涉。果然，在要求清军放下小艇让英国船员离开未果后，东乡下达了“击沉高升号”的命令。

日本浮世绘上的高升号沉没与幸存者上岸

因此，日舰先发一枚鱼雷攻击却未能击中，转而以以炮火猛轰。清军方面则以步枪进行还击，英国船长和船员趁机跳海逃跑。有很多清军士兵也落入水中，旋即遭到日军机关炮和船上同伴的共同射击。

到下午1时，高升号彻底沉没，搭载轮船的淮军700余人全部战死。仅有英方船长高惠悌、两名英国船员和两名清军士兵被日方打捞上舰。淮军德国教习汉纳根和一些清军官兵泅水上岸逃过一死。至于跟随高升号一起行动的操江号兵船，也难逃被日军俘虏的命运。

总税务司赫德给李鸿章关于日本间谍事情的公文

事后，东乡平八郎的决定一度让日本 *** 非常担心。首相伊藤博文就指责他做事鲁莽不考虑后果，甚至喊出狠话：如果英国因此事对日宣战，明治维新以来流血流汗的成果都可能毁于一旦！

可惜，仅就高升号被击沉事件来看，清朝在这宗国际海事案上绝不是无牌可出：

首先，日清两国在丰岛海战前并未宣战，谁开之一枪的问题大有可争执余地。

其次，清朝官兵是否确实有海盗行为？

以上两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关乎到日军对英国船只采取武力行动的合法性！

时任浪速号舰长的东乡平八郎

然而，清朝 *** 却没有做出太多努力去落实关键证据。反倒是日本方面迅速行动，快速准备好大量文字材料。他们以浪速号军官、高升号获救船长和船员等人的调查笔录为基础，编写出英文版的《高升号事件报告书》。正是这份建立在日方立场上的报告，作为独一无二的完整调查材料，在高升号事件的审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证据的作用。

相比之下，清朝中央和李鸿章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一直宣称：相信彼等秉持万国公法，仗义行事。实则对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既不了解，也不愿认真研究。

李鸿章更是想当然的认为，英国会站在自己一边：

1 英国和清朝的经贸关系远比英日经贸关系重要，自己与赫德等英国主持对华事务官员都关系良好。

2 中国官员普遍受传统思想熏陶，将“实力和利益高于一切”奉为圭臬，忽视建立在多国体系和实力均衡框架上的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