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动荡不安的内外形势，郭威为稳固政权，都做出了哪些外交方略
关于后周太祖的外交方略，以往的普遍看法是“保境”“和边”政策。而小编认为，“保境”“和边”只是郭威外交方略的一个侧面，而不是他的全部。
在纷乱无常的五代十国社会。要应付动荡不安的内外世界，仅仅停留在“保境”“和边”上远远不够，为巩固政权，后周太祖在外交上必须摸索新的出路。那么，郭威的外交方略究竟是什么？
（一）
首先分析一下制约后周太祖制订外交方略的内部环境。后周太祖郭威（904—954年）字文仲，邢州尧山人（今河北隆尧），唐天佑元年甲子岁（公元904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于破落官僚家庭，“父简，事晋（后梁李晋政权）为顺州刺史，刘仁恭攻破顺州，简见杀。”
不久母亲也一命归阴，“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家破人亡，寄人篱下的郭威从少年时代起就饱尝了战争之苦。
郭威从十八岁起应募为潞州军阀李继韬的兵卒，到四十八岁即位称后周皇帝，中间整整三十年是在刀光剑影的军旅生活中度过。
内部纷争，兵戎相见；外敌入侵，民族垂危，迫使郭威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全国的局势和自己今后的出路。所以，当二十八岁入选为后唐的禁兵后，他奋发学习兵书《阃外春秋》，“常袖以自随，遇暇辄读”并拜军中好友李琼等人为师“问难”。从此，郭威初步懂得了“以正守国，以奇用兵”“正兵当敌，奇兵制胜”，明“存亡治乱”之理，辩“贤遇成败”之由。
公元947年，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晋出帝被契丹掳走北上，中原无主之际，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称帝。并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因郭威拥戴功高，刘知远把他视为股肱之臣，授郭威为枢密副使，检校太尉。刘知远病危时，遗嘱郭威为顾命大臣，辅佐新君隐帝刘承佑即位。
950年，关中李守贞等三镇叛乱，做为更高军事长官，郭威授命“西督诸将平叛，”平叛凯旋后，郭威被提升为天雄节度使，坐镇邺都，节制河北诸州。邺都是后汉的核心地区。
防御契丹的军事重镇，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时的郭威已成了后汉朝廷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汉廷的参政议政，使郭威积累了丰富的内政外交经验，这就为他在后周建立之后制订正确的外交方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再看制约后周太祖制订外交方略的外部环境：隐帝刘承佑是一个轻率鲁莽，不学无术，怠于政事，专务荒淫的皇帝。950年十一月后汉政权发生内讧，隐帝先后诛杀了权臣史弘肇，杨邠、王章。
接着又屠杀他们的亲戚党羽，领兵在外的郭威也受到牵连，迫使郭威发动兵变，他以“除君侧”为名，率军直驱开封，次年正月初四在将士拥戴下郭威宣布建立周朝，是为后周太祖。
后周建立后，郭威并没有陶醉在胜利之中，他清醒的意识到巩固政权除整治内部外，良好的外部环境至关重要。当时，契丹、北汉、南唐对后周形成三面包围之势，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南北夹击的灭顶之灾。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是后周政权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外交难题。
契丹是鲜卑族的一支，从北魏道武帝登国三年（公元389年）起，史书就有记载。九世纪后期，在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契丹的发展日新月异。十世纪初年，终于从军事民主制过渡到了国家。
契丹是继突厥，回纥后中国北方新兴的一支强大民族。契丹王国比突厥、回纥的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有力，士兵更加剽悍而善战。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群雄割据，给契丹南下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
926年耶律德光即位以后，契丹贵族集团对中原的骚扰愈益猖狂。后晋建立，石敬瑭与契丹约为“儿皇帝”并割燕云十六州，（这一地区大约以现在的北京、大同为中心，东西延伸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失去燕、云十六州，使中国丢掉了防御北方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经过燕山山脉，契丹铁骑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中原。
新兴的契丹凭借强大的军事和地利对中原政权虎视眈眈，后周建立后，迫使郭威费尽苦心，谨慎地处理着与北方的关系，并着手制订和实施新的外交方略。
951年，与郭威灭汉的同时，刘崇据河东称帝，割据太原，以汉为国号，是为北汉。北汉国辖太原以北十二州，除蔚、麟二州外，其余皆不出今山西省，与后周相比“土地兵甲，不足以当中国之十一”。
刘崇自知不是后周的对手，便向契丹摇尾乞怜，走石敬瑭的老路，与契丹约定为叔侄三国，纳币朝贡。实际上堕落成为契丹的附庸和仆从。“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役繁重，民不聊生。”就是这样一个残破的政权，在契丹的保护伞下屡次攻周，北汉尽管不是后周的劲敌，但如何对付北汉的骚扰，也是郭威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除契丹外，在江淮一带的诸政权当中，能够对后周形成威胁的只有南唐一国。当其极盛之时，据有三十五州之地，人口五百万，江淮以南的中国半壁江山；几乎都成了南唐的势力范围，史载南唐“两江土宇，比诸侯最广，兵力勇盛，气可以吞噬。”
为了对中原政权进行牵制，南唐立国之初，就采取了“于契丹相结，于之共制中国”的外交方略。面对十国当中最强劲的对手，郭威绝不会泰然处之，但纵观整个太祖朝，后周又没有正面对南唐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郭威对南唐采取了什么样的外交方略呢？
（二）
纵观整个五代的五十三年，对中原威胁最严重的是契丹政权。契丹国的建立与中原的五代政权形成了新的南北朝对峙状态。北汉与契丹相互勾结，不仅使后周的北方边境频频告急，也严重危及了新生的后周政权。
后周建立后，摆在郭威面前的局势仍很严峻，一、中原处于四战之地，二、后周处于契丹、北汉、南唐的三面包围之中；三、各地方镇心怀异志，“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四、经济残破民困国穷。严酷的现实，迫使郭威从登基的那一天起，就努力调整国家的内外政策。
如何处理与契丹国的关系，始终是后周的外交重点，沙陀三五朝即后唐、后晋、后汉的外交经验教训，使郭威清楚地意识到，依靠契丹等于与虎谋皮，国家并不能长治久安。
但后周国力弱小。还不足以征服和消灭契丹，如果与契丹发生正面冲突，后周很可能国将不保。既不能依靠，短时间内又难以征服。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郭威在外交方略上制定了一条保境安民，尽量避免与契丹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适时抗击，显 *** 力，打消契丹谋取中原的野心。
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郭威的这一外交方略是当时对付契丹的更佳方案，它为后周革新政治，巩固政权赢得了时间，也为周世宗的南征北伐奠定了基础。
后周初建时，因经济残破，对抗契丹力不从心，所以此时的郭威对契丹谦恭有加，目的是为了抓紧整治内部、改革弊政。而契丹政权为了打探后周对己的态度，也很注意礼尚往来，950年十一月“契丹主将数万骑入寇，攻内丘（今河北内邱）五日不克，死伤甚众”。
恰在此年十二月，郭威在将士拥戴下代汉。当契丹来使请和时，中原易主，新君郭威马上派朱宪报聘（回访）并致书“叙革命之由，以金酒器一副，玉带一遗兀欲”。951年二月，契丹再次遣使与朱宪同来“献良马一驷，贺登极”。
为了表对示契丹的尊敬，郭威遣尚书左丞田敏使契丹表示感谢，当田敏完成使命回大梁时“契丹主兀欲遣使耨姑报命，并献碧玉金涂银裹鞍一副、弓矢、器仗、貂裘等，土产马三十匹，土产汉马十匹”。
为了防御契丹的南下，郭威在军事上以契丹为假想敌，经常提醒群臣百僚不要怠于武动，他还时常在内鞠场教射群臣。邺都地处后周北部边境，是防御契丹的前沿阵地，郭威深知此的重要性，“以腹心处之”。为了尽量避免战祸，郭威严令“北面沿边州镇，自守疆场，不得入北界浮掠”。
除此之外，郭威还注意在外交上争取燕六十六州人民的支持。广顺二年（952年）瀛、莫、幽三州大水，在契丹蹂躏下的三州人民“襁负而归中土者散居河北州县，凡数十万户”郭威下令“所在赈给存处之”郭威优待流民的外交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中国先为所掠，得归者什五六”。
适时抗击是后周太祖保境安民外交方略的有效补充，不如此，后周也就不可能巩固政权。951年十二月，契丹、北汉连兵七万攻晋州，围困五十余天，形势十分危机，为解晋州围，郭威“命王峻出征晋州，幸西庄以饯之”，郭威亲为王峻在大梁城西设宴饯行，可见他对这次战役的重视程度。
后周援兵至晋州大败契丹“契丹比至晋阳，士马什丧三四”，晋州之役的胜利成为当时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不仅打消了契丹谋取中原的野心，而且连志在复仇的北汉也“始息意于进取”。从此后以至北宋建立前契丹的入寇只不过是一般性骚扰和掠夺财物为目的罢了。
北汉建立后，因郭威杀刘赟之故，所以刘崇志在复仇，刘崇于951年1月即位，当月就“发兵屯阴地、黄泽、团柏”陈兵三地，欲窥六州（即后周的晋、隰、邢、赵、镇、定六州），2月就迫不及待地发兵五道攻后周晋（今临汾）隰（今隰县）二州，两州守将奋勇抗击，在晋州守军出奇制胜使北汉兵死伤千余人；在隰州，刺史许迁令步军都指挥使孙继业迎击北汉兵于长寿村，活捉北汉将帅程筠、军队死伤甚众，败循而去。
晋隰之役使郭威深深感到，对北汉决不能姑息迁就，否则就会养虎成患。这样，在对北汉以后的骚扰上，郭威的外交方略就是坚决打击严惩不贷，给其教训，缩小战争带来的消极作用。
后周与北汉相比，郭威时周有九十八州，而北汉只有十二州，即并（太原）、汾（汾阳）、忻（忻县）、岚（岚县）、宪（静乐）、隆（祁县）、。蔚（河北蔚县）沁（沁县）、辽（左权）、麟（陕西神木）、石（离石）。
晋隰之役后，刘崇深感力不从心，便袭石敬瑭、刘知远故技，“赉重币结契丹，愿如晋袒故事，约为父子”，被辽世宗册封为大汉神武皇帝，有了契丹的撑腰和帮助，刘旻更加张狂、有恃无恐，面对北汉与契丹的相互勾结，屡屡进犯，郭威则区别对待，对于北汉的南侵，郭威每每痛加还击，猛追穷寇。
951年2月，在涉县俘获北汉兵二百六十余人；951年7月后周于镇州平山县大败北汉“斩首五百级”；951年10月，巡检史陈思禳、监军向训败北汉兵于虒亭（今山西境内）951年12月，契丹、北汉连兵七万攻晋州，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坚壁清野，恰与大雪、契丹、北壮汉野无所掠士有饥色。
后周兵至，集中优势兵力“纵兵奋击”北汉军队，北汉兵一触即溃，在霍邑，尸遍崖谷，死亡枕籍；952年2月在府州（今陕西府谷）“斩首两千级”并乘胜收复北汉占领的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县）“以兵戍之”。
后周太祖的外交方略，沉重打击了北汉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边境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使太祖—朝基本上解除了来自西北的威胁，尤其晋州之役后，由于北汉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出现了“逃入周境者甚众”的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北汉从建国到灭亡持续了二十八年之久（951一976），超过了五代中的任何一朝，为什么后周在战场上捷报频传，而最终没有征服北汉呢？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三点：之一，北汉的后台老板是契丹，如直捣晋阳，就可能引起契丹的孤注一掷，郭威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外交方略上后周对北汉只是狠狠打击，施以教训，军事战术上是速战速决，并不以消灭为目标。
《宋史》中的分析很有道理：“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易取也”；有利的地形，北汉面濒黄河，东倚高山，南面内有高山，外有黄河，东西南三面都便于防守，向东一跨出太行山便可以冲向宽广的大平原，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也给征服带来了极大困难。所以对北汉的征服直到宋太宗手里才完成。
（三）
937年南唐建立，它承扬吴之基储，据有鄂东，全有江西，“控朱方而定霸，总泽国以称雄”是南方实力最强的割据势力。它北邻中原，南倚南汉，东接闽越，西靠荆楚，处于南北中国之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陆游说：唐有江淮，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也。”
结好契丹，约为兄弟，南北合围，共制中国是南唐建国伊始既定的外交方略，李璟得国后，马上“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报之”。
李璟位时，更把这种外交方略推向了极端，南唐与契丹“岁遣单使往复”这种计谋的运用，确实给中原政权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不仅如此，南唐在南方一方面努力壮大反中原政权的联盟，一方面积极备战，在南唐的竭力拉拢下后蜀，南汉、闽等国都成了联盟的一员，淮南是与后周对峙的前线。
楚州（今江苏淮安）又是北疆重镇，所以南唐在这里进行了十国当中规模更大的陈兵军屯，951年南唐派兵万人直趋长沙，灭掉了素与中原政权友善的楚政权。楚亡后，李璟不可一世：“谓诸国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游元城、乐其风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节度使，唐主许之”这切说明，南唐既定的外交方略对后周政权形成了严重威胁。
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郭威对南唐的骄横狂妄，蠢蠢欲动尽力宽厚忍让，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友好，以德感化的外交方略。951年3月敕“朝廷与唐本无仇怨，缘淮军镇，各守疆城，无得纵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来，无得禁止。”
4月“滨淮州镇上言：‘淮南饥民过淮籴谷，未敢禁止’。诏曰：‘彼之生民，于此何异，宜令州县津铺无得禁止’”。严禁兵民擅入唐境，允许淮南饥民过淮籴谷两件事，充分体现了郭威对南唐友好宽厚，也使后周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953年7月“唐大旱，井水涸、淮水可涉，饥民渡淮而北者相继，濠、寿发兵御之，民与兵斗而北来，帝（郭威）闻之曰：“彼我之民一也，听籴米过淮”。对此胡三省大发感慨曰：“观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
郭威的宽厚忍让并不是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它是建立在南唐的举动并不能从根本上危及后周统治基础之上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先礼后兵决不姑息。
952年，泰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慕容彦超，“北召北汉及契丹，南诱唐人”发动叛乱，南唐以为这是问鼎中原的好机会，故发兵五千驰援彦超，在沭阳（今徐州一带），后周“大破唐兵，杀、溺死者千余人，获其将燕敬权”，沭阳三役后，郭威不计前嫌，召燕敬权等四人至阙下，“赠衣服金帛，放归本土”连俘获的淮南孳畜也一律送还南唐。
史载，召燕敬权归南唐后“具以帝言告于李璟”，郭威的宽厚忍让，以德感化使“唐主大惭，先所得中国人，皆礼而归之”，“且称美大朝（后周）皇帝圣德广被，恩沽邻土”郭威的外交方略缓合了与南唐的矛盾冲突，自此以后，双方基本上无战事，南唐开始了“休兵息民”
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后周太祖的外交方略，由此可以看出“保境”“和边”只是郭威外交方略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的全部。根据国别施以不同的外交方略，正是郭威的高明之处。
史实证明，郭威的外交方略是成功的，行之有效的，他使后周在群雄逐鹿的年代终于站稳了脚跟。“当层层乌云有加无已的时候”后周的建立：“透露出一丝微弱的晨光”“显露出一番崭新的气象”后周太祖“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