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东巡路线是怎样的？为啥更合理？
秦始皇于出巡途中驾崩，车队在“秘之，不发丧”的情况下继续行进。秦二世胡亥与载运秦始皇尸身的辒凉车经行直道回到咸阳。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曾效法“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以扩张行政权势为目的东巡，至辽东，还至咸阳，很可能再次经历直道。导致望夷宫之变发生的“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于是“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事，可能也与直道交通有某种关系。
秦二世直道行迹
对于秦帝国行政史以及秦帝国交通史的研究，都具有值得关注的意义。按照司马迁的记述，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途中病重去世。赵高与胡亥、李斯密谋策动沙丘政变，安排胡亥即位。随后就有直道之行。随后又有秦二世即位，秦始皇入葬事，司马迁的记叙虽简略，却描述了一个时代的庄严落幕，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的冷酷开启。自秦王朝开始，许多代王朝都在之一代执政者与第二代执政者权力交递时发生政治危机。
秦代如此，西汉王朝刘邦拟废太子刘盈立赵王刘如意引起上层朝臣恐慌也是如此，此后隋代、唐代都重现了同样的政治危机。明清史也可以看到重复的情节。这种历史活剧的之一幕的演出，秦直道作为重要的布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秦始皇设计规划，并指派“名为忠信”，最为信任亲近的名将蒙恬主持修筑了这条直道。这一交通史的杰作，却没有能够迎来秦始皇本人的踏行。他只是在已“崩”之后，以“会暑，上辒车臭”，“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的特殊的尴尬方式行经了这条道路。秦二世胡亥可以说是之一位行经这一当时世界交通史上规模最宏伟的道路的权位更高的执政者。
秦二世元年
李斯、冯去疾等随从新主往东方巡行。这次出行，时间虽然颇为短暂，行程却甚为辽远。《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止于秦二世三年(前207)，然而不记此事。由于秦二世是所谓“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亡国之君，后世史家对秦二世东巡也很少予以注意。可是从交通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其实应当肯定这一以强化政治统治为目的的行旅过程的历史意义。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也可以由此深化对秦文化某些重要特质的认识。
秦始皇此次出行，总行程很可能不及秦二世元年东巡行程遥远，然而包括“棺载辒辌车中”自沙丘平台回归咸阳(由于李斯等“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甚至“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行经这段路途的情形当一如秦始皇生前)，历时竟然将近一年。从咸阳启程行至云梦以及从沙丘平台返回咸阳，有较为具体的时间记录。秦始皇仅行历这两段路程使用的时间，已经与秦二世元年东巡历时大致相当。
秦二世四月回到咸阳
七月就爆发了陈胜起义。不久，秦王朝的统治就迅速归于崩溃。可以说，秦二世“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实现，沿途山海之神“皆礼祠之”的虔敬也没有得到预想的回报。从政治史的视角考察，秦二世东巡不过是一次徒劳无功的迂拙表演。然而从交通史的视角看，却应当充分肯定这一旅行过程虽然作为帝王出巡必然侍从浩荡、仪礼繁缛，却仍然表现出较高效率的重要意义。
最后：
秦二世元年东巡有各地刻石遗存，可知历史记载基本可信。“今石刻犹有可见者，信与此合。前后皆称‘二世’，此称‘皇帝’，其非别发端可见。”于是才有“(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的政变。可以说，秦二世的地位是随从秦始皇出巡东方得以确立的。而秦二世即位之后，东巡也成为他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由于有随从秦始皇出巡的经历，秦二世元年东巡于是有轻车熟路的便利。而李斯曾经多次随秦始皇出巡，当然也可以使秦二世东巡路线的选择更为合理，日程安排和行旅组织也表现出更高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