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霍去病北征匈奴时，缴获的百万匹战马，为何入塞时就只有三万匹？
大家好，说起卫青霍去病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卫青霍去病北征匈奴，被写《史记》的司马迁指责为得不偿失，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也采纳了司马迁的说法：“卫霍两军出征，去的时候有十四万匹战马，却只回来了不到三万，这买卖亏大了！”
这就是史记的自相矛盾之处，汉武帝看了也会很纳闷：卫青霍去病缴获了上百万战马，为何只有三万入塞？其他的莫非都被吃掉了？汉军出征，更大的规模，也不过是卫青霍去病各领五万，总计才十万人，损失了十一万匹战马，他们还能击溃匈奴吗？
不管文人史官如何唱衰，收到战报的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却只会喜笑颜开：卫青霍去病这两位名将，果然没有辜负我的厚望，卫青打仗只赚不赔，霍去病虽然有点败家，但也没赔本儿，他抢回来的东西更有价值。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的记载一字不差，看来这两位纯粹的文人史官，是打定主意要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如果《汉书》由班固的弟弟、投笔从戎的班超来写，那么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某些文人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抹杀名将开疆拓土之功，顾颉刚、史念海两位大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强邻虎视，欲得我地而甘心，乃谓满蒙非我旧土，不知汉之辽东、玄菟，实今辽宁诸地，右北平属县大半皆在热河境内；唐代之安东都护府治所实在今鸭绿江以南，其所辖州郡，亦散布于朝鲜半岛，原强邻侵略之野心，故当抹煞事实，而国人亦多数典忘祖，随声附和，岂不谬哉！
司马迁跟汉武帝有仇，恨屋及乌，连卫青霍去病也恨上了，但是他对常败将军李广和叛国者李陵，却是大加赞扬，这种行为跟两千年以后的某些人差不多。
之所以说司马迁睁着眼睛说瞎话抹杀卫青霍去病战功，是因为他自己的记载自行矛盾露了大马脚——没错，就是马脚。同样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还有这样的记载：“(元朔元年)
卫青西定河南地，按榆谿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
(汉武帝封赏卫青诏书)
”
元朔五年，卫青再次奏凯而还：
“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于是引兵而还。”
“百有余万”“数千百万”，这其中有十分之一是马，那也有百十万匹吧？莫非边关负责考核的官员怎么对这千百万战利品视而不见？
这就叫选择性失明，而这种选择性失明，居然还有汉军报告为依据。
提到汉军报告，我们就要说一说汉朝的军队征召制度了：汉承秦制，军功制度相当公平，以至于有很多人都想“边关万里觅封侯”。汉军中有一种特殊的存在，叫做“良家子”，他们不在征召的范围之内，但却自备弓马随军出征，他们的战马，就叫“私马”。
《史记》和《汉书》中那句“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汉军出塞时候统计，有官家配发和私人自备的战马十四万匹。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出塞的时候，很多人骑的都是中原地区的汉马，回来的时候，骑的却是来自北方的剽悍烈马，那些汉马是战死还是被丢弃，都算战损。而司马迁往史书里写的时候，却只算战损而不算缴获。
卫青作战的特点，就是稳准狠，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最擅长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而歼灭战的更大好处，就是能获得大量战利品。这在兵法上叫做“因粮于敌”，在史书上叫做拿不动的就烧掉：
“得匈奴积粟食军，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卫青抢了匈奴数以千百万计的牛马，也不能把匈奴的粮食全都运走，可见这把铁扫帚划拉了多少东西。
卫青善战，但绝不死打硬拼，他有一种对抗匈奴的特殊装备，叫做“武刚车”，有武刚车在手，卫青可以先以逸待劳挫折匈奴锐气，比如元狩四年之战，卫青就是
“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
匈奴骑兵冲不动正面汉军武刚车组成的铜墙铁壁，也打不赢侧翼包抄的汉军骑兵，就只好跑路：
“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疆(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暮)，单于遂乘六，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
卫青与匈奴单于斗智斗勇每战必胜，如果他的战马被匈奴击杀了百分之六七十，汉军岂不早就溃散了？按照军事常识，只要战损超过百分之三十，就会军心动摇失去战斗力。
读者诸君都知道，汉朝最缺的就是战马，以至于有“一马抵十牛，良马值千金”之说。而一匹良种战马，是可以换取同等重量甚至体积黄金的——这样的事情，汉武帝就干过。“千里马值千金”，是中原王朝的无奈，这种无奈从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好像一直到宋朝也没有完全改观，东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刚起兵的时候，也只能骑着耕牛打仗。
这样算一算就知道了：大将军卫青北征匈奴，除了开疆拓土之外，还缴获了数以千万计的牛马等汉朝稀缺资源，那是稳稳的只赚不赔。
霍去病不如卫青稳健，但是他年轻气盛，表现出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亮剑精神，他虽然有点小小的铺张浪费，但是缴获的东西一点也不比舅舅卫青少。
霍去病带的兵不是很多，所以可能分不出太多兵力来押运牛羊，他“弃粱肉”也是无奈之举，而士兵挨饿也纯属瞎掰——饿着肚子的汉军又怎么能打胜仗？匈奴遍地牛羊，汉军又岂是吃素的？
前面咱们说过，只要打胜仗就不愁没粮吃，这一点在汉武帝封赏霍去病的诏书中有体现：
“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
霍去病丢弃一部分战利品，是因为他要运输更重要的东西：
“收休屠祭天金人……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
休屠祭天金人的价值，可不是黄金何以衡量的，金日磾那样的重量级战俘，也是不能杀掉或放走的。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霍去病的士兵在挨饿，那好几万俘虏，是怎么被押送入塞的？他们岂不是早就被饿死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有色眼镜下，卫青霍去病的战果被无限缩小甚至无视了，而他们的战损，则在司马迁的显微镜下被无限放大甚至就是虚构出来的。
其实卫青霍去病之功，并不在于缴获多少战马牛羊，而是免除边患开疆拓土。而且即使仅计算战争消耗与战场缴获，卫青霍去病也是只赚不赔：刘彻是一位英察之主，如果他做了赔本买卖，又怎么会拿出数十万斤黄金(是黄金不是黄铜，这一点笔者前期文章有过论证)大加赏赐？
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是比较藐视的，不但在二人本传里说他们战损过多，而且还很刻薄地进行最终评价：
“青本奴虏，忽升戎行。姊配皇极，身尚平阳。宠荣斯僭，取乱彝章。”
《史记·佞幸列传》中还不忘似褒实贬地夹带私货：“
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
透过这句话，我们仿佛能看到司马迁那没长胡子的嘴，已经撇到耳根了。
班固写《汉书》，也在《佞幸列传》中照搬了司马迁的说法，这让我们不禁感到奇怪：你们骂佞幸男宠邓通韩嫣，把卫青霍去病牵扯进来干啥？
提起班固和《汉书》，我们不能不感到十分遗憾：原本这本书是由班超执笔的，但是写来写去，班超被卫青霍去病的精神鼓舞，投笔从戎万里觅封侯，并且如愿以偿获封定远侯。
班超扬威西域，他哥哥班固一面担心弟弟的安危，一面续写《汉书》，所以其心情也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厌战，一方面艳羡。所以班固后来也走了弟弟班超的封侯之路，只可惜他虽然打了胜仗，却跟错了人，不但没有封侯，还丢了性命：
“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洛阳令种兢，曾受班固家奴之辱)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
司马迁身受宫刑，班固瘐死狱中，《史记》和《汉书》的两位文人，结局都不太妙。但是历史的真相不会因为一两个文人的个人私怨而被掩盖抹杀，卫青霍去病被后世尊为大汉帝国最耀眼的名将双星，而司马迁终其一生，也没有再长出胡子来。
至于被司马迁吹上天的李陵，也早已跌落尘埃：吃着大汉的饭，练着匈奴的兵，反过来却骂汉武帝刻薄寡恩——汉武帝诛杀李陵全家，完全是按照汉朝法律行事，李陵放下兵器向匈奴单于磕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的全家依律当斩。贪功冒进在前，兵败不以身殉国在后，为保住自己一条小命，而把全家送上绝路。杀李陵全家者，非汉武帝刘彻，乃不孝子孙李陵也。
卫青霍去病的历史功绩，顾颉刚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有过积极的评价：
汉武帝雄才大略，任用卫青霍去病诸人当折冲之任，数次出塞，绝域远征。元朔二年收秦故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狩三年，昆(浑)邪王杀休屠王，乃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二郡；元鼎末，又复分武威酒泉置张掖敦煌郡，徙内地之民以实之。四郡之建置，非独挟制匈奴，且为同西域之要道，其重要殊不能与常郡等……
看《中国疆域沿革史》我们就会知道，如果没有卫青霍去病征战之功，就没有后来的三国之一悍将吕布(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甚至可能也没有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先祖李暠为敦煌太守)，我们要炼钢造坦克或发射卫星，也得另找地方了。
关于卫青霍去病的战功，是不需要讨论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澄清：卫青霍去病北征匈奴，除了消除边患开疆拓土之外，他们以战养战获得全胜，实际上是只赚不赔。真正把汉朝打出财政危机的，不是卫青霍去病，而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和原汉军骑都尉、匈奴右校王李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