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立皇帝的北宋大臣韩琦，他是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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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3年，北宋第五位皇帝，宋英宗赵曙即位。
这位仁宗皇帝过继过来的儿子即位不久，就莫名其妙得了怪病，无法处理政务，由曹太后垂帘听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曹太后始终没有归政的想法，两宫的矛盾遂逐渐突出。
曹太后经常当着大臣们，数落英宗皇帝的不是，英宗皇帝见了这位太后也丝毫没有尊敬之意。在崇尚孝道的大宋，英宗皇帝这样做，显然是会出问题的。
满朝上下都忧心忡忡，担心太后迟迟不撤帘，会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
在这个时候，韩琦站了出来，坚决维护皇帝的尊严。当太后与大臣们议论皇上的时候，韩琦总会站出来，冷冷说上一句：“为什么我每次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时候，皇上正常的很！”
但皇帝不能总靠韩琦来维护，皇帝必须出来主政。
韩琦和几个大臣以汇报工作的名义去见曹太后。曹太后隔着帘子听大臣们汇报。
汇报完工作，韩琦禀告太后：“臣还有点事情想单独跟太后说。”
由于事先打过招呼，身边的几位大臣就退了下去。
帘子里面是曹太后，帘子外站着韩琦。
韩琦说：“太后，我把政事交由皇帝处理，皇帝处理的井井有条。”
曹太后也点头称是，认为处理的确实很好。
韩琦接着说：“看来咱们的皇帝身体已经恢复差不多了，我年纪也大了，也该退下来了。”
韩琦说完这句话就停住了，有这么几秒钟，整间屋子里没有任何声音。曹太后也没有任何反应，空气仿佛凝固了。
在帘子外隐约看见曹太后脸色沉了下来。
曹太后说：“您怎么能退下来，国家还需要您，皇帝还要您辅佐，您不能退，要退也是我退。”
最后一句话说的很微弱，但大殿里所有人都听到了。
韩琦没等这句话落地，便高呼：“太后圣明！”
按照正常礼法，太后说要退下来，作为宰相，韩琦应当挽留，起码要如此三次之后，太后表示完去意已决，才能作罢。
太后也很惊讶，一时不知所措，脑子嗡嗡地响。
韩琦接着说：“现在满朝都议论您贪恋权力，谏官的批评意见一条又一条，都被我压下来了，我就给他们说，太后怎么是那种贪恋权力的人呢，太后是圣明之人。那，太后打算什么时候撤帘呢？”
太后听到这里，脑袋像被什么击打了一样，她怎么也没想到韩琦会这么直接，有点不知所措，站起来就要走。
韩琦把这一动作，解读为太后打算立即撤帘，马上大声说：“太后打算现在撤帘，还不快把帘子撤下来！”
身边的人听韩琦这样说，马上就把帘子撤了。
帘子一撤，曹太后暴露在大臣面前，这是非常不合礼法的，太后慌乱中躲入屏风，很是狼狈。
第二天，曹太后宣布归政。
这次撤帘事件，韩琦做的利落干脆，的确有很多不妥，作为臣子，太后毕竟还是太后，这样做并不符合礼数，也无法做到让太后真的心甘情愿归政。
但不得不佩服韩琦的胆魄，没有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责任感，是不可能会做这样冒险，甚至说大不韪的事情的。韩琦的强硬，是真正为这个国家想，他怕这个国家出什么乱子。
还有一件事也能看出韩琦的胆魄与担当。
英宗皇帝迟迟没有立继承人，直到临终时，这一事情仍未解决。
还是韩琦站了出来。
韩琦面对病榻上的宋英宗，淡淡地说：“社稷为重，请陛下即刻写下继位人。”
英宗哆哆嗦嗦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写罢，就放下了笔。
韩琦又说：“立太子非小事，请陛下把诏书写清楚！”
英宗无奈，又写下“颖王顼”三个字，也就是赵顼的名字。
韩琦这才放心。
大臣文彦博对韩琦说：“陛下好像不太情愿，父子之间难免也会有想法。”
韩琦说：“国事，应当如此。”
在宣布英宗驾崩之后，有大臣忽然看到英宗的手指动了一下，所有人惶恐之极。新皇帝已经接任，英宗如果没死，那该怎么办？
大臣们一时间乱做一团。
韩琦斩钉截铁说了八个字：“先帝复生，乃太上皇。”
即便英宗活过来，那也是太上皇了。
如此决断力，又甘冒风险，韩琦的确令人佩服！
不仅是英宗朝，早在仁宗选继承人的时候，韩琦就起到重要的作用。
仁宗皇帝没有儿子，过继过来的儿子也就是英宗皇帝，自己不太喜欢，毕竟不是自己的血肉，仁宗盼望着自己临终前，能降生一个儿子，所以迟迟未立储。
但仁宗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韩琦拜相后立即上书，说：“皇嗣者，系天下之安危。”
在韩琦的屡次上书下，赵曙才被确定为继承人。或许正是由于即位的波折，才出现了开头提到的，英宗即位后便得了怪病，疯了一样，对曹太后也不以母亲之礼相待。两宫矛盾突出。在中间调和两宫矛盾，维护英宗皇帝形象的，正是韩琦。
中国历史上，贤臣并不少见，能为国家社稷鞠躬尽瘁的也有不少，但是能在国家政权交接的关键时刻，多次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就不太多了。
韩琦算一个。
《宋史》对他的评价很到位：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
三朝元老韩琦是比较有突出士大夫特点的，心系国家安危，以国家社稷为己任，哪怕冒上生命危险。立二帝、调和两宫矛盾，韩琦做的这些事儿，不像其他文官一样在朝堂上拌拌嘴、打打闹闹的小事儿，而是定江山、稳社稷的大事，这种事情，稍有不慎，可能就是诛杀九族的大罪，但韩琦，义无反顾的就做了。
支撑他的，不是什么权力，也不是什么地位，就是传统道德下的“应当之理”的逻辑和给予他的“道德使命感”，这也支撑着所有以江山社稷为己任的士大夫们。
所做的一切只要是为了国家稳定、国家前途，都是值得做的，并且都是应当的，至于面临的危险，都是不足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