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杨文干事件是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
今天历史网小编给大家带来杨文干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杨文干事件，可以说是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它的出现也导致了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
这样的一件谋反的大案，似乎事实清楚，但是结果却是李渊眼中的“兄弟不睦”，各打五十大板，也由此可见事情似乎又不是那么简单。那么杨文干事件，到底是不是一场阴谋论下的，由秦王李世民主编的大戏呢？
杨文干事件
及高祖幸仁智宫，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旧唐书》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李渊偕同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前往仁智宫避暑，太子李建成留守京师。随后，李渊接到密报，密保直指太子李建成暗通庆州都督杨文干，意欲谋反。在众人的劝谏之下，他宣召太子李建成见驾。李建成“发觉事漏”，惊恐万分，在据城起兵和孤身请罪之间，他最后选择了请罪。李渊随即将他拘押。
至于庆州都督杨文干 ，在传令者将事由高知的情况之下，他自然不敢前往觐见，遂选择起兵反叛，李世民在得到了父亲平定叛乱后，以他为太子的许诺后，率兵出征。
而作为事件的结局，杨文 *** 于部下之手，名义上的幕后主使太子李建成虽然备受责难，却并没有被废，只是将他的属臣王珪、韦挺流放，而平叛胜利者秦王李世民，不仅仅没有获得父亲李渊承诺的太子之位，而且府中的谋士杜淹也被流放。这样一件“并不公平的处置”，也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奠定了基础，至少提供了理由支持。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杨文干事件的疑点
我们仔细忖度，事实上不难发现在杨文干事件中其实是疑点重重的。对于此事的记载，在《旧唐书》、《资治通鉴》中是如此描述的。
又遣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赍甲以赐文干，令起兵共相应接。公山、焕等行至豳乡，惧罪驰告其事。——《旧唐书》杨文幹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上将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从。建成使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又使郎将尔硃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幹。二人至幽州，上变，告太子使文幹举兵，使表里相应；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亦诣宫言状。——《资治通鉴》
我们能够发现的是二份史料中对于此事件的记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在这其中，“意欲谋反”的太子李建成，在向杨文干馈赠信物——甲衣之时，却派遣的只是尔朱换，桥公山，一位是郎将，一位是校尉。如果真乃是谋反之大事，并且是馈送信物这般大事，李建成实则是要派遣心腹之人，方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存在李世民早已策反二人的结果，但这样一来更是说明杨文干事件的阴谋论。
至于另一个解释，或许是李建成用人不淑，尔朱换，桥公山二人唯唯诺诺，胆小怕事因此而告发，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单纯的送甲衣其实也不是谋反的充分必要因素。
作为事件的延续，李渊在派遣宇文颍前去传召事件的主角杨文干之后，宇文颖告知杨文干事情败露，遂导致杨文干最终决定谋反。
宇文颖的结局便是回京之后便被李渊处斩。对于他被处决的理由，《新唐书》中是如此记载的“(宇文颖)性贪昏，与元吉厚善，故豫文干谋。事败，帝责曰：朕以文干叛，故遣卿，乃同逆邪？颖无以对，斩之。”
作为一个与李元吉交善的官员，在获悉谋反之事暴露之后，宇文颖将此事告知，自然是无可指摘的。但是若说是作为同党，在双方实力对比明显之下，还会“同逆”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至于作为“主使者”的李建成，想来也不太会在用人上连续犯下错误。
由此可见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上对于“杨文干事件”的记载， 是存在让人质疑的问题的。
对此司马光更是直接在《资治通鉴》中有引用刘餗《隋唐嘉话》本中“人妄告东宫”之语。显然作为史学家，他也是对杨文干事件——是由太子李建成谋反而引起的一事存在怀疑的。
现实因素中，李建成不必反的理由
作为太子，李建成其实是法理基础上的无可置疑的继承人。在讲究嫡长子继承制的中国封建社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一直是历朝历代秉持的原则，更遑论是刚刚创建的大唐王朝，亟需确立王朝制度。
虽然李世民军功赫赫，麾下更有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房玄龄、杜如晦等能臣勋将；但是李建成作为嫡长子，更作为一个善于处理内政事务的文官集团的代表，事实上他具有天然的优势。
另外，杨文干事件中他如果真的反叛，大可以以李世民子嗣为质，更没有必要以父亲李渊为反叛目标，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其次，作为当事人若是果真谋反，即便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李建成，你会去见父亲吗？历史昭昭，李氏一族作为官宦之家，李建成自小便接受儒家教育，自然知晓谋反的后果，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怎么会只身前往。对于处理结果而言，如果真正是定性为谋反，唐高祖李渊也绝不会允许这样一个悖逆之子的存在，更不会放弃自己对于李世民的太子承诺。
当然在最后，对于李世民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千古一帝，但是在对待历史记载的态度上也正是他开了皇帝篡改之始。对于记载皇帝起居、行动的典籍《起居注》，褚遂良虽然不同意修改；但是房玄龄和许敬宗则在李世民的要求下一改史学家据事直书 的原则，修改了《起居注》。
有了这般“劣迹”，自然也让人怀疑杨文干事件的真伪，这也极有可能乃是李世民自编自导的一场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