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将种师中:靖康之耻是被文官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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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师中(1059—1126年)是北宋名将种世衡(985—1045年)之孙,与乃兄种师道名震西北。此前金人南侵,姚古出兵援太原,种师中则率军自河北援中山、河间。接到新的旨意之后,种师中一路鞍马劳顿,赶去增援,“闻命即行、奋不顾身”。他率军出井陉(今河北省井陉县北),与姚古军遥相呼应,结为掎角之势。
本来姚古一支部队就令金军竭力应付了,如今再加上种师中的三万生力军,银术可所部金兵数量有限,一时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狼狈不堪。当时有谣言称西路金军疲于应付,准备北撤。结果这一谣言却被宋廷采信,新任同知枢密院事许翰(?—1133年)更是信以为真。他数次派人督促种师中出战,“且责以逗挠”。许翰催促种师中出战的文书甚至“一日六七至”,警告种师中必须解太原之围,才能洗清他养敌自重的罪责。
“逗挠”,按宋军律是大罪。宋廷有着完备的军法体系,战时军法十分严厉。宋代官方编修的重要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中的“罚条”就是针对贻误战机的将领所制定的。比如第二十九条规定:“贼来,可出军而不出者,斩!”第四十条规定:“不服差遣者斩!”
宋代枢密院作为中央更高军事机构,具体掌管兵籍、军队之教阅、招补、拣汰、俸给、升迁、换官及制定有关军事法规和赏功罚过之事,同时也具有军事司法监督及审判案件的职能。许翰的同知枢密院事是正二品高官,是“佐枢长协理枢密院事”位尊权重的职务。宋廷虽然设立了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司,命种师道为宣抚使负责救援三镇之事,但种师道手下却并无一兵一卒,只徒有虚名地驻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而已。
至于制置使则是武职,受宣抚使直辖,只限定于某路、某州,掌管边防军旅及从事征讨、捍御军事。鉴于种师道有职无权,所以姚古、种师中所部由枢密院遥控指挥。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宋廷忌讳种氏兄弟,担心武夫拥兵自重、尾大不掉。面对当时如此严峻的形势,宋廷考虑的仍是如何压制武人,真是令人感叹。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种师中担任河东路制置副使,自然得奉许翰号令。许翰督促种师中作战,虽有越级指挥之嫌,却符合宋廷“以文抑武”的祖宗家法。
史载,面对着严刑峻法和长官逼迫,“老成持重”的种师中扼腕长叹道:“事之不济,天也!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于是,种师中一面派人与姚古约定同时进军,一面率军向太原进发。因为匆忙,种师中等不及辎重赏军到达,就匆匆出发。《孙子兵法》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种师中正是在后勤保障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被迫出兵。
当时,金军的防御重点在潞泽,没有料到种师中率军从平定(今山西平定)进攻,所以金军仓促迎战失利而走。种师中乘胜收复了寿阳等县,他挥师而进,距离太原城仅三十里。哪知道姚古并没有率军如约而至,种师中担心孤军作战,再加上宋军“已乏食三日矣”,他只好“回趋榆次(今山西晋中)就粮”,在距榆次三十里的胡林休整。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许多,但后勤补给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点。金人可以烧杀掳掠、“因粮于敌”,宋人只能依靠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悲哀的是,北宋末年军政荒废,根本没有建立起适合战时的后勤保障体系。后勤补给的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勤王部队的作战士气,进而影响了战事的结果。
本来,宋军勤王之师的后勤补给,多是依靠地方沿途供应。但北宋末年军纪大坏,这些勤王之师到了地方,时有纵兵大掠的事情发生。对这些行为的放任,导致勤王之师经过,许多地方州县“多不听入城”。
结果种师中所部宋兵,因为缺粮每天的口粮只有豆一勺,官军上下无不面有菜色。据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考证,宋时,“十天的口粮,大致上可说是军队自带粮食的极限”。按宋军“人食日二升”的供给标准,这一勺豆子少得可怜,连塞牙缝也不够。皇帝不差饿兵,宋军饿着肚子行军已经是强人所难了,如何要求他们上阵杀敌?在入援太原的途中,许多士兵已经“未尝被坚执锐”,随身器甲“悉委傔负之”。可以说,种师中选择休整、等待后勤补给,也是无奈之举。
可就在宋军懈惰之时,金军突然掩杀而至。所幸在种师中的指挥下,宋军很快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迅速投入战斗。
宋军配备的制式武器有多种,其中专门克制辽人、西夏铁骑的就是各种弩。《武备志》载:“中国之利器曰弓曰弩,自汉唐以后虏弓日强,遂不可复及,唯弩之用为最。”
北宋从建国之始,一直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因为宋军马匹短缺,很难在野战战场上与游牧民族抗衡,因此除了多多修筑城池严防死守,也十分重视武器的生产与革新。这之中,弩因具有“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攻防兼备的特点,被宋廷格外重视,当时的弩有白桦弩、黄桦弩、黑漆弩、跳蹬弩等数种。
宋初,“京师所造兵器,十日一进,谓之旬课”,赵匡胤亲自检阅,尤其对弩的检查绝不放松。赵光义也经常检阅弩手的训练情况,当看到有禁军“挽强弩至一石五斗,连二十发而有余力”,十分欣慰。
北宋单兵弩的标准拉力是两石五斗至两石八斗,宋一石为九十二点五宋斤,一宋斤约合现代一点一市斤。抗金名将岳飞“挽弓三百斤,弩八石”,着实是神力惊人。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一个叫李宏的人发明了一种名为神臂弓的新武器。据《宋史·兵志》记载,神臂弓名为弓,其实是一种重型弩。一个合格的宋军士兵必须有三百斤左右的臂力,才能娴熟地使用神臂弓。神臂弓“身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三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神臂弓的弩身由坚硬的山桑木制成,弩梢采用檀木,“马面牙发”(扳机)则以铜制,弦用麻绳,在弩的前端装有协助装填的“干镫”。宋时一步约为一米五余,三百四十步的更大射程即为五百一十多米。在有效射程里,神臂弓可以穿透榆木,深入半只箭杆,显然是威力巨大的杀人利器。神臂弓是宋军的主战兵器,金兵对之十分忌惮,攻宋急先锋金兀术曾心有余悸道:“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
宋军与敌对垒时,一般是牌手在最前。宋军使用的盾牌分为步、骑两种,步兵使用的盾牌由木材制成胎骨后,在外面蒙上皮革增强防护力。其形制是平底尖首,中间有纵棱,在里面安有枪木。持放在地上,士兵可以将整个身躯躲避在盾牌后面。
南宋名将吴璘曾经总结过金兵的作战特点:“金人有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如果没有步兵的牌手在前遮挡,金军的弓矢势必会给宋军造成大规模杀伤。
盾牌之后,就是手持长枪的步兵以及使用弓弩的射手。按北宋军制,弓弩手在军中所占比例至少有五成。宋军一般等到敌人进入神臂弓的射程后,先发一弩,如果射入敌阵,则神臂弓开始齐射。当敌人冲得更近些时,其他弓弩再轮番射击。此举缩短了弩的发射间歇期,达到了“弩声不绝”、“发发相继”的更佳效果。这种以弩手为核心战力的战术,是兼顾各种弓弩的优点而创,是宋军以步制骑、克敌制胜的法宝。
当时金兵的战术一般是:“凡敌人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阵,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通常情况下,为了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术效果,金兵会使用轻装骑兵对敌方发起突然冲锋,以击溃军心不稳、立足不定的步兵,但在精干、训练有素的弓弩兵面前就会败下阵来。
银术可率领的金兵一开始没有料到宋军会迅速组织起防御,结果金军的贸然冲锋,被一顿乱箭射得死伤惨重,丢下无数尸体狼狈逃窜。战后打扫战场,种师中要奖赏立功的将士,才发现“辎重未至”。军兵失望之余,“皆愤怒,相与散去”。如此一来,种师中所部战斗力又大打折扣。
五月初九,休整后的金兵卷土重来,“悉兵来攻”种师中的右军。金兵这次改变了战术,派出了足以抵御宋军强弩的轻重甲骑兵混编队伍,“每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金军的重甲骑兵“皆重铠全装”,“被两层铁兜鍪(头盔)”。金军的重甲究竟有多重,参照宋制可知:宋轻甲为“三十七斤十两”,重者“五十八斤一两”,金兵的重甲分量应该超过宋军。金兵身着数十斤铠甲,头戴两层兜鍪还可以来回冲杀,战斗力实在是剽悍至极。
宋人沈绾曾到过金营,载金人“兜鍪极坚,只露两眼,枪箭所不能入”。当时宋军的神臂弓其实已经很难将金人重甲射穿。直至南宋初年,宋人不断增加弩的射程与穿透力,才使改良后的神劲弓、克敌弓纷纷涌现。它们虽然踏张困难,发射间隔长,但“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成了宋人克制金兵铁甲重骑的有效武器。
见金兵杀至,种师中派出先锋“招安巨寇”杨志迎敌。宋军根本抵挡不住金兵铁甲重骑的冲锋。杨志很快败退,宋军“右军先溃”、“前军亦奔”。
不过,虽然《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杨志不战而走,但依其他史料所载,战后杨志由三十八级的“武节郎”连升两级成为“武德郎”,杨志又似乎有功无过。
种师中率麾下竭力抵御,然宋军伤亡惨重,死尸相枕,一片狼藉。从早晨战至近午时,浴血奋战的只剩下百余军兵,种师中身被数创仍力战不息。最终,种师中寡不敌众战死疆场,时年六十八岁。此役,三万宋军侥幸逃脱的最多二三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