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慈禧太后听戏是有面子的事,为何大臣们都装病避之?
清廷的腐败、奢靡是全面性的。我们试从慈禧太后及王公亲贵的听戏、麻将等方面,去看晚清的“声色货利”之风。
清廷的腐败、奢靡是全面性的。我们试从慈禧太后及王公亲贵的听戏、麻将等方面,去看晚清的“声色货利”之风。
在专制时代,更高统治者的喜好往往决定一个时代的风尚或某些事物的兴衰。古有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近有慈禧太后嗜戏如命,直接推动了京剧的大繁荣、大发展。京剧能有后来的地位及影响力,慈禧是功不可没的。当年的京剧名须生孙菊仙说:“老佛爷(慈禧太后)非常懂行,别说文戏唱错了她听得出来,武戏少打几下、少翻一下,她都瞧得出。”谁都知道,她在宫中所点唱的,必定是各伶拿手好戏。而且光绪帝受其熏陶,对于文武各剧,亦颇研究有素,“南府”还有他的御制腔。
清宫常用的戏台凡四个,颐和园建成后数年,慈禧太后又在仁寿殿之北,旧为怡春堂原址,筑一大型舞台,改名德和园。其戏台之大,为清宫各戏台之冠。宫中演戏,每逢初一、十五各演一天,端午、七夕、中秋各演三天,新年期间,自除夕起到正月十六止,演足十七天。旧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生日,称为“万寿”,从生日前三天起,连演七天的戏。万寿节赏大臣入座听戏,是一荣典,受此殊遇的大臣,死后还可在讣文中写明“赏入座听戏”(用红色印出),以为光宠。
昔年在大内赏听戏,坐台两旁,遮蓝龙黄布幔,只可看台上,不能看殿上慈禧太后设座之殿廊,由两旁柱上挂纱帐,隔绝内外,太后在殿上一人独坐明处,命妇侍立左右。
陪太后听戏,虽然有面子,但是苦差,尤其是满洲命妇,侍立在旁七八小时,最难忍耐,所以一接到“请柬”,就设法生病来避过一劫。凡入座听戏的人,不论什么大官,一律不能高座堂皇,只许坐在大红垫子上,盘起双脚。等到一出戏演完了,自有太监领他出外边休息一下。慈禧太后独自一人坐在宝座上,如果在颐和园,则坐在正对戏台的颐乐殿门的木炕上,皇帝则坐在门外的左窗台处,后妃等人则坐在右窗台处。东西两边走廊,用木障分成十二厢,是王公大臣听戏的地方。
陪慈禧太后听戏是大臣的苦差,因为入座听戏至少要六个钟头,多则八个钟头,大臣多数是年纪大的,还有些年高体弱,借福寿膏提神的大员就不得不多花金钱来解决烟瘾了。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就说,某年因边疆问题,召固原提督雷正绾入京备问,恰遇慈禧太后生日,雷正绾的烟瘾极大,每隔一个钟头就要躺下来吞云吐雾一番。他接到“入座听戏”的通传,便请教老行尊规矩,知道一坐就七八个钟头,吓到面如土色,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打仗虽危险,但主将未必会中炮火,然而安坐在戏园而活活被 *** 制死命,就有危险了。后来有人教他求救于太监,言明每小时递茶一杯,和以烟泡,以八小时计,每杯一千两银子,听戏三日,共犒赏二万四千两,戏票之贵,可谓破世界纪录矣。太监这样敲诈,是看官员缺分肥瘠而分别的,雷提督是一品大员,带兵十多年,扣克口粮已成巨富,区区二万四千两,就算是孝敬慈禧太后为变相之寿礼吧。
后来成为袁世凯的女婿的薛观澜说:“西后听戏时最严格,若有错误,必遭责罚。但老谭(谭鑫培)若有错误,西后常一笑置之。凡谭迷都知道,谭唱《武家坡》,常将‘夫债呢’念成‘妻债呢’。又唱《连营寨》常念‘陆逊拜孙权为帅’。又老谭亦是西后政治上之工具之一,譬如《黄鹤楼》演得特别多,一则光绪善演此剧,二则西后爱看谭饰刘备,一种没有出息的样子。又在西后与恭亲王作对时,谭演《打严嵩》特别多,西后就把恭王看作严嵩,以消闷气。又西后爱看《连营寨》,一则欣赏反调的动听,再则以光绪帝看作倒霉的刘备。西后更爱听的戏是《珠帘寨》,此因剧中的二清皇娘穿旗装,正是西后的写照。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像当时被称为“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的那桐,可说是光宣间的权臣之一。他留有《那桐日记》凡三十五年有余,八十多万字,其中记载家居生活、饮宴应酬、戏曲曲艺,极为详尽。那桐在金鱼胡同和西堂子胡同之间,东临米市大街的宅园中还建有戏台,人们称为“那家花园”。
当时王府里差不多全有戏台,而且有的是自置戏班,最早的要数四大徽班里的和春班,所以它虽然常在外边出演,可是以应王府的传差戏为主要差事,后来亲王府,恭亲王府、醇亲王府都有自己成立的戏班。
到了清末,一般亲贵多能自己上台爨演,如肃王、涛贝勒能演武生戏,伦贝子能唱青衣,侗将军艺事最精,称得起文武昆乱不挡,大家高兴的时候,在府里就可以演一台戏。除此还有各式各样的“堂会”,最常见的是团拜戏,各省有各省同乡的团拜,各乡会试,有各科同年的团拜。新年过后,大家想个法子,凑些公份,在一处聚会一下,吃一顿饭,看一天戏,既可促膝谈心,又可纵情娱乐。
这些团拜的举行,总是在各大会馆或各大饭庄举行,当然是以有戏台的为限。在前清的时候,宣武门外后孙公园的安徽会馆、虎坊桥的湖广会馆、西柳树井的越中先贤祠,以及崇文门外的浙慈会馆,都是常演戏的地方。而许多饭庄,大部分是应喜庆堂会,备办整桌的酒席,很少人去零吃小酌的。
瞿宣颖在《杶庐所闻录》还说到当时奢侈浮华之风,当时各部中的郎中、员外郎、主事,整天所忙碌奔走的,一是听戏,二是上菜馆,三是打麻将。他说:“汪穰卿(康年)笔记载,闽京官四人为食鱼翅之会,费至数百金。有为诗嘲京官者曰:‘六街如砥电镫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看完看庆乐,惠丰吃完吃同丰。头衔强半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签卯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当时的这首诗真是道尽了这些京官的日常生活,其中“天乐”和“庆乐”,都是当时的戏园子,“惠丰”和“同丰”,则是菜馆的名字。而“白发中”是指麻将牌中的白板、发财、红中而言。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穷奢极侈的享乐,你说这个国家能不走向灭亡之途吗?
提到麻将,究竟起于何时,也和 *** 一样,言人人殊。但 *** 一名“罂粟”,最早见于《维摩经》。隋唐时,中国已经有了这个东西。麻将的历史,则无此斑斑可考的证据,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中说:“麻将原有人说叫‘马将’,就由北宋的马吊递变而来。也有人说麻将,原本是叶子戏,始于南宋贾似道,后来才改为竹牌的。这两说,都似是而非。
史上之一本麻将谱《绘图麻雀牌谱》的作者沈一帆指出“麻雀之始……不过三十余年”。该牌谱成书于1914年,亦即作者认为麻将始于光绪六年(1880)前后。清末曾任教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许指严于《十叶野闻》亦说,在北京,麻将于光绪末叶,甲午战争结束(即1894)后才逐渐流行,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盛。徐珂的《清稗类钞》同样指麻将于光绪、宣统年间才盛行,不过他说麻将由太平军发明,时间比起上述首则麻将牌具记录早了起码十年,但仍属19世纪后半叶。由此种种,可推测麻将始于晚清,是相当近代的游戏。
慈禧晚年在宫中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于是就喜欢上打麻将,奕劻也对慈禧太后投其所好,立即派遣自己的福晋还有女儿入宫陪慈禧太后打麻将。胡思敬《国闻备乘》中有《叉麻雀》云:“麻雀之风,起自宁波沿海一带,后渐染于各省。” 近数年来,京师遍地皆是。薪俸既丰,司员衙散,辄相聚开赌,以此为日行常课,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叉麻雀自豪。孝钦晚年,宫中无事,亦颇好此戏。奕劻遣两女入侍,日挟金数千与博,辄佯负,往往空手而归,内监、宫婢各有赏犒,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又自西巡以后,贡献之风日盛,奕劻所献尤多。
慈禧打麻将每打必赢是有原因的,原来奕劻的两个格格为讨慈禧欢心,暗中拜托站在慈禧背后观牌的两位宫女,看慈禧需要什么牌而向她们打手势,她们就装作无意打出那些牌,让慈禧和牌。因此慈禧不仅赢了钱,两位格格更是对她“技艺超群”的牌技赞不绝口,她不高兴也难。但两位格格也是别有所图的,她们趁着慈禧开心,立刻跪地叩头请求老佛爷赏赐她们的亲朋好友一个肥缺。正在兴头上的慈禧,通常就爽快地答应了。这手段比贿赂、送礼要高明许多,这是奕劻高明的“政治麻将”之手法。
而奕劻之子载振也是麻将高手,他在当农工部尚书时,许多人也陪他打“政治麻将”以博取他的欢心,而钻营门路的。周维藩陪他打“政治麻将”一输十余万金,才得到“会计司行走”的职位。当然还有其他人因陪他打麻将而获得高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