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性有多开放?从杨贵妃我们不难看出
接连两天的节日,让女性权利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不论是合理诉求还是矫枉过正,能被思考被讨论总是一件可喜的事。公共话题的参与摆脱不了标签化思维,说起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就常给人一种笼统的印象:“缠足”、“附属品”、“女不出”仿佛一块重压在女性身上长达几千年的铁板,毫无变化的可能。
概括性观念可以帮助认知,却不能代替对象本身,中国浩浩汤汤五千年的历史语境中,还是有越出常轨的具体阶段。在唐代,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较为开放的风气,使得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男女较为平等,女性在行为上也较不受约束。
封建男权文化统治下,女性作为“第二性别角色”,不仅被剥夺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利,在社会交往方面也受到颇多限制,如礼教规定:“妇人无外事”、“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这些繁琐的礼节严重禁锢了女性的自由,也印证了我们对古代妇女地位的普遍认知。然而,查阅各类史籍即可发现,唐代女性在家庭之外,与外界交往的事例随处可见。
古代官场社交是男性的天下,除非在某些特殊场合,女子才可作为命妇进宫朝拜皇后、太后,《三国志·蜀书·刘琰传》中有较早的记载。由于种种原因,命妇朝觐之礼未形成制度便中途夭折,直到武则天执政才开始频繁举行,并形成定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种官场夫人社交活动规模庞大,元稹在《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诗中提到“兴庆首行千命妇”,即是说进宫朝拜的命妇多达千人。元稹是中唐时人,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日渐衰微,命妇朝会人数尚有千人之多,武则天时期朝会规模之庞大也就不难想象了。
除朝廷例行的朝觐活动,唐代官场上还有缙绅夫人自行举办的社交活动。如唐开元中,广州都督唐昭夫人作为东道主曾设宴款待诸官夫人。次日,所属别驾、长史等官员之妻,又轮流设宴回请都督夫人,这种事例在唐代史料里屡见不鲜。
如果说官场夫人社交仍然有依附于男性的意味,那唐代民间女子的结社则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交际活动。敦煌遗书中保留了两篇晚唐五代时期“女人社”的社约文书,从文书的内容来看,“女人社”属于民间妇女自愿结成的组织,她们以“至诚立社”为宗旨,主张社员间要彼此尊重、互相帮助,虽未打破地域界限,但仍是社会下层妇女拥有更为独立的地位和社交活动的佐证。
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对女子外出及与异 *** 往防范甚严。唐代由于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男女间的交往不拘礼法、颇为自由。以宫廷妇女为例,唐代宫禁不甚严密,后妃、宫人、女官都有机会与外臣相往来。中宗朝,上官婉儿即在宫廷之外“广纳货赂,别降墨勅斜封授官”,太平公主正是靠结交外臣在朝中培养亲信党羽,才敢在先天年间发动以颠覆太子李隆基为目的的宫廷政变。
在日常生活方面,宫廷妇女也丝毫不避与外臣的交往,据《安禄山事迹》记载“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采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另有元稹的《连昌宫词》也写道:“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这种不拘礼节的男女交往之事在唐代宫廷相当普遍。
上流社会的女性尚且如此,对一向在外从事劳动生产、礼法观念较为淡薄的民间妇女来说,与男子的交往则更为自由、公开。《太平广记》记载:唐人李汾,天宝末,在越州四明山下的一处山舍中闲居。中秋夜独自抚琴,有一女子闻声主动前来拜访,李汾开门延纳,女子“言笑谈谑”,无所顾忌。
唐代女子的社交活动仍然依附于男性,与如今提倡的女性独立颇有距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封建时期,唐代妇女的确拥有更为自由而公开的社交权利。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所说的“缠足”实际上开始于北宋而兴起于南宋,这点颇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