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三次落榜的左宗棠如何能成为晚清股肱重臣
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
今年9月5日，是清末一代名臣左宗棠逝世130周年纪念日。左宗棠一生经历坎坷。年轻时先后三次赴京赶考，却因为诸多原因，三次落榜，最终他离开京城。1868年，当他以陕甘总督的身份来到京城觐见时，已经过去了30年时间。左宗棠待了10天，在许下五年平乱的诺言后离开京城。1881年，左宗棠奉旨入京，不到一年，因调任两江总督再次离开北京。1884年左宗棠再度召入京城出任军机大臣，不久，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离京赴福建主持军处。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
道光十三年（1833年），22岁的左宗棠之一次来到京城参加会试。左宗棠首次进京，住在什么地方，已无从稽考，很有可能就是住在胡林翼家。这次进京，左宗棠虽然落第，但得以与胡林翼结识并建立了终生的友情。
胡、左两家是世家——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和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是岳麓书院时的同窗。此时，胡达源正在京城为官，全面负责实录馆（职掌修史）的事务。这次进京，左宗棠或许就在胡林翼家住过不短的时间。胡、左二人同龄，胡林翼只比左宗棠大三个多月，最难得的是志趣相投：两人纵谈古今大政，废寝忘食。因为担心声音太大而影响家人，“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风雨之夜，他们便将床搬到一起，借着雷雨声的掩护，彻夜长谈。
只是遍寻《胡林翼集》和各种版本的胡林翼年谱，包括与胡达源同期为官的翁同龢父亲翁心存的日记等资料，均未能找到当初胡家所居之地。
落榜之后，左宗棠将自己此番赶考的所见、所闻、所想，写成诗《燕台杂感》八首。在诗中，他虽然发出“穷冬走马上燕台”、“洛下衣冠人易老”的感叹，但也强调“西山猿鹤我重来”的志向：与北京西山的猿鹤相约，还要来京城再看它们。从字面上来看，左宗棠在京备考的闲暇之余，曾和朋友一起逛过西山。
进京期间，左宗棠的新婚妻子周诒端在湖南老家听说左宗棠在京病重，不禁十分担心、忧思成病。虽然事后得知只是谣传，但当时交通不便，周诒端因此落下了肝气上犯之症。
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月，左宗棠二度进京赶考。进京之前，妻子正临盆待产，因此左宗棠十分牵挂，抵京后频繁给家里写信。从左宗棠三月二十二给周汝充的信末尾所署的“京师铁门周宅书寄”可知，此番赴京赶考，左宗棠住在铁门周华甫家。
今天的北京西城区，有“铁门胡同”，北起西草厂街，南至骡马市大街。铁门之名始于明代，原是虎场。后来演化为铁门巷，1965年改今名。左宗棠所住的铁门，应当就是今天铁门胡同一带。
不巧的是，因为水土不服，左宗棠此次进京还真得了重病。由于生病，再加上思乡之情，左宗棠在京城过得并不如意。在给妻兄周汝充的信中，就时常有“不服水土”、“心中颇不甚舒畅。兼以客居无聊，思乡念切”、“兴会索然”等词句。
这次会试，左宗棠自我感觉还不错。发榜时，他被初选为第15名。但没想到湖南多录取了1名，揭晓时就将左宗棠的试卷撤下，把名额拨给了湖北，左宗棠只被取为“誊录”。誊录主要工作是为编撰皇帝实录担任抄写工作，即相当于文书之类。虽然将来如果表现好，也能外放做小官，但左宗棠不甘屈就，返乡准备第三次科考。
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初，左宗棠第三次进京。路过汉口，他遇见欧阳晓岑（字兆熊），两人结伴而行。左宗棠那首被评为气度豪迈的著名对联——“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就是在这一年写的。欧阳晓岑在《水窗春呓》中记载了左宗棠此后广为引用的一件逸事：在汉口渡船上，左宗棠给妻子的信中说“舟中遇盗，谈笑却之”，告诉妻子自己在谈笑间赶跑了上船的盗贼。同住一船的欧阳便问左宗棠的仆人在什么地方遇到强盗？仆人说没有，只是左宗棠梦中遇见贼人而已。不过，欧阳晓岑的记载，只是用来开左宗棠爱吹牛的玩笑，并非史实。因为当年左宗棠进京，他并没有带仆人，而且遍查左宗棠给妻子的信，也无关于遇到盗贼的叙述。
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月，左宗棠抵达京城，依然入住铁门周华甫家。这次赶考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左宗棠致力于研究古今地理沿革，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绘制自己研究的全国地图。换言之，他并没有认真准备八股文等科场应试题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孟浪进京，全无佳想”。再加上他到了京城之后，天天和胡林翼等朋友喝酒游宴，“几置试事于度外矣”。因此，最终落榜也在情理之中。
左宗棠此番进京，除参加科考之外，还为给守寡多年的岳母申请旌表、参加实录官考试（考中后，可由誊录外放为教谕，以挣钱安身和补贴家用），前前后后在北京待了一年多：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月抵京，一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才回到家。
由于在京城待的时间延长，所带的盘缠不够，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左宗棠被迫向同来参加会试的老乡陈尧农借银近百两。借款时说好月底在长沙交还，由于家里一时凑不到这么多钱，左宗棠只好先请周汝充帮忙偿还。之后，欠周汝充的钱也未能在约定的九月份还上，左宗棠不得不写信向周汝充致歉。
除了落第、缺钱等不顺心的事，在京期间，左宗棠又得了重病。此时的左宗棠，可谓穷困潦倒，“心绪极其无聊”。或许正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得左宗棠决意不再参加会试。
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早在1830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氏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氏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澍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
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