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变法名臣商鞅靠什么赢得秦孝公的信任？

秦国是幸运的，商鞅与秦孝公生于同一个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一个君臣关系像他们一样，君对臣是如此信任，臣对君是如此衷心，他们二人共同缔造了强大的秦国，也共同缔造了中国的历史。

要说中国历史上关系更好的君臣大家可能认为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但是我认为应该是秦孝公和商鞅。在秦孝公和商鞅共事的二十多年间，二人互相协作，互不猜疑，绝对信任，实为我国历史上君臣的典范。

秦孝公，公元前381—前338，姓嬴，名渠梁，秦献公之子，战国时代秦国著名国君之一。于公元前361年21岁即位。当时的秦国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使六国恐惧，正相反，当时各诸侯国中秦国实力比较弱小，”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各诸侯开会的时候都不叫着秦国，都把它当成半开化的蛮夷之国，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于是，秦孝公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所以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求贤，走富国强兵之路。并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只要谁能让秦国强大，秦孝公愿意跟他共同拥有秦国。看来秦孝公是真心想找名士来使秦国强大。由此可知道秦孝公心胸是开阔的，有毅力和决心来使秦国强大，这是后来他能帮商鞅排除各个阻力，使商鞅能专心在秦国实施开天劈地的变法的先决条件。否则如果他心胸狭小就不会给商鞅那么大的权利，就很有可能听信各种对变法和商鞅不利的谣言；如果他没有使秦国强大的毅力和决心就有可能在变法面临的各种困难面前退缩，最终使变法死于胎中，秦国也不可能强大，最后反而会被各国吞并，当然中国历史也就改变了。

商鞅，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死于公元前338年，战国时卫国(今河南濮阳)没落贵族的后裔， 原名公孙鞅、卫鞅，后来在秦国被封为商君，因而又叫商鞅，法家代表人物，著名政治家。商鞅天资聪颖，从小就好刑名之学，所谓刑名之学，即指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套法家学说。商鞅对法家的学说产生兴趣，也与吴起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早期法家的杰出人物吴起，也是卫国人，他出将为相，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强盛，乃是一奇才。商鞅看到吴起在魏国变法很有成效，就去魏国进一步研究了法家思想，总结了李悝、吴起的变法经验，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法家理论。

商鞅虽然有才能却不愿外显，因为他认为有才能的人必须找到一个明君才能办成大事，否则只会向吴起一样半途而废且性命不保。宋代王安石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碰到秦孝公这样的明君，最后变法也归于失败。所以当时只有魏国相国公叔座知道他才能出众，是个治国安邦不可多得的人才。公叔座病重时魏惠王曾问他魏国社稷该怎么办，公叔座就对魏王说应该交给他府里的中庶字公孙鞅，魏王一听是个名不见传的中庶子脸上就露出了不屑的神态，公叔座看见后就对魏惠王说：”你不用他就杀了他，一定不能让他离开魏国为他国所用，否则魏国就完了”，魏惠王点点头就走了。然后公叔座就叫来卫鞅对他说：”为了魏国的将来我向魏王举荐你作魏国的相国，魏王不听，也为了魏国的将来我就让魏王杀死你，你快走吧。我让魏王杀你是对国家的忠，让你走是对知己的义。”看来公叔座也是一个忠义两全公私分明的人。卫鞅对公叔座说：”魏王既不听你的话用我怎么还会听你的话杀我呢”，所以就没离开魏国。果然魏惠王对他旁边的人说：”公叔座病的太厉害了老说胡话，一会让我用卫鞅，一会让我杀他，这不是矛盾吗。”也就没有杀卫鞅。这也说明了商鞅的见解深刻，有预见性。

卫鞅又在魏国住了几年，正在他为自己的才干和抱负得不到施展而郁郁不乐时，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言辞恳切，内容感人，商鞅就觉得这个秦孝公可能是个能办成大事的明君，所以就离魏去秦。他这一走，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秦帝国，也奠定了中国的历史。秦孝公求贤若渴，颁布”求贤令”，以摆脱”天下卑秦”的境地；公孙鞅旷世奇才，天下无人用，幸出相为秦，数年内将弱秦变成令天下各诸侯闻名丧胆的强秦。

商鞅到秦国先求见了秦孝公的亲信景监，二人谈的很投机，商鞅认为自己刚到秦国，对秦国的一切都不熟悉，想先到各处调查三个月，回来后再面见秦孝公。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看来商鞅不仅是一个理论家还是一个实干家，他是真心想使秦国强大，来实现自己通过变法使一个国家强大的远大报复。三个月后，商鞅通过景监四次面见秦孝公。之一次商鞅和秦孝公大谈”帝道”，类似于道家的无为之治，秦孝公听的直睡觉，商鞅走后还大骂景监介绍的什么人。第二次商鞅和秦孝公谈”王道”，类似于儒家的仁政，秦孝公仍感到厌烦，又骂了景监一顿。第三次商鞅和秦孝公谈”霸道”，用法家的理论来治理国家，秦孝公听的津津有味。于是商鞅又和秦孝公谈了一次，把自己的强国理论给秦孝公透彻的分析了一遍，二人谈的非常投机，一连几天没感到疲倦。以后商鞅就待在秦国了。

商鞅之所以不先把自己想用的法家学说给秦孝公而先给他谈道家和儒家思想是想看看秦孝公心里到底想用哪个思想，是不是自己要找的明君，事实证明秦孝公很喜欢自己的法家学说，自己终于可以有用武之地了。而秦孝公在厌烦和商鞅的前两次谈话后还能继续见商鞅，这也说明秦孝公是个大度之人，有忍耐力，不想让学子们失望，也真心希望能找到治国之才。当时恐怕没有哪个国君能像秦孝公这么有忍耐力了。商鞅终于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明君，秦孝公也找到了自己热烈期望的能臣，二人同心协力，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

在变法前商鞅问过秦孝公能不能答应他三个条件：之一，有一批竭诚拥戴变法之士居于枢要职位。否则，法无伸张，令无推行，行之朝野，便成强弩之末；第二，真法不避权贵。新法一旦推行，举国唯法是从。即或宫室宗亲，违法亦与庶民同罪；第三，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须深信不疑，不受挑拨，不受离间。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春秋以来三百余年，凡新政变法失败者，无一不是君臣生疑。若无生死知遇，变法断难成功。对这三个条件，秦孝公说：”强秦，是我的毕生梦想。为了这个梦，嬴渠梁九死而无悔，万难不足以扰我心，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一世，绝不负君！”商鞅也激动地说：“君如青山，鞅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负秦。”二人刚一见面，秦孝公就对卫鞅如此信任，卫鞅也知道自己没看错人，找到了一个极其难寻的明主，从此”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为秦国的强盛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实施之一次变法。要变法自然会触动旧贵族的利益，他们也就会千方百计的阻挠变法。公子虔和公子贾是太子嬴驷的老师，他们引诱太子破坏新法，商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就把公子虔的鼻子割掉，在公子贾的脸上刺字，从此没人敢犯法了，也使商鞅与太子驷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大良造”，迁都咸阳，商鞅实施第二次变法。在商鞅对内实施变法的同时，秦军对外也积极展开军事活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公元前340年，商鞅诱捕魏国公子卬，迫使魏惠王将以前从秦国掠去的河西地区归还给秦国，从此魏国开始走下坡路。秦孝公把於(音乌，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西商县)之间的15个邑封给卫鞅作为属地。商鞅、商君之名即从此而来。商鞅诱捕公字卬可以说是为了秦国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当时的人都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而他把公字卬诱捕到秦军可以说为了不使秦军受损失而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名节。这也是他对秦孝公信任与看重的一个报答。

从古至今，变法从来没有顺利过，真正能得到彻底实施的只有商鞅变法了，这既得益于商鞅的改革符合秦国实际，步骤合理(前后两次变法，由浅入深)，使用雷霆手段，也由于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与绝对信任，给商鞅实施变法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消除来自于旧势力的各种阻碍因素。可以说，没有秦孝公和商鞅的亲密无间，互相信任的合作，就绝对不会有变法的成功。如果把商鞅比作变法的设计师，那秦孝公就是变法的监护人。秦孝公更大的理想就是强大秦国，他为此可以说是耗尽了毕生精力，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孝公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可能是秦孝公故意试探商鞅，也可能是真心的想让商鞅来统治秦国以使秦国威震天下，这也说明他对商鞅一直到死都非常的信任。

秦国是幸运的，商鞅与秦孝公生于同一个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一个君臣关系像他们一样，君对臣是如此信任，臣对君是如此衷心，他们二人共同缔造了强大的秦国，也共同缔造了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