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有何异同？

“忠”，尽力为人谋；“恕”，推己及人。“忠恕”， 简而言之就是“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 从深层次看， 就是“已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决定对人建立仁爱之心，别人才会对你仁爱，自己决定对人豁达、宽容，别人才会对你豁达、宽容。最早将忠恕联系起来的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曾子。他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孔门的弟子以忠恕作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的具体运用。忠恕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论从单纯还是深层的方面看， 都是从己出发， 以己之所好， 推及人之所好，以己之所恶， 推及人之所恶。这种推己及人的办法就是“恕”道。所谓“仁者爱人” ， 也就是对他人有同情心， 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 要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处境和利益。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新鲜， 但确是人类长期社会生活关系中道德经验的总结。

克己就是克制、约束自己， 复礼是符合于礼。孔子所谓的“礼”是周礼， 是维护社会伦理道德之礼，其中心内容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 分封制， 世袭制。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复兴这个周礼。礼与仁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子是用仁来充实礼的， 因此“克已复礼”虽然复的是周礼，但孔子引用这句话， 则赋以新的含义。孔子要求复兴周礼， 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因为完全因袭周礼已不在能充分地发挥周礼的作用， 所以， 他对周礼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 这就是他所说的对周礼的损益。

孟子对孔子的“仁”有这样的描述：“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仁，首先是“不忍之心”。“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

孟子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每个人的“内在理性”，这种理性不仅是先天的，而且是具体的，即“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说仁，与孔子虽有层次上的不同，大体上还是继承孔子的意义。孟子对义，则比孔子有较多的发挥。孟子常把仁与义连在一起说，如“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又说“仁，人心；义，人路。”又“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在孟子的眼中，仁与义根源是一致的，但义毕竟不同于仁，仁是道德本身、是一切道德的主体观念，义是具体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正路”与“敬长”正是有准则与规范的意义。孟子解释孔子的仁为“恻隐之心”，义为“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仁爱的自然表现，虽然具体，但没有规范意义。羞恶之心，是自我抑制的心理表现，有规范的作用。讲“义”，显然更符合孟子就具体行为探讨内在道德理性的主题。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同样的问题，孟子由“义”来处理。“不为苟得”是指义，“患者有所不避”也是说人有义无反顾的道德之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是说羞恶之心丧失后的情形。反之，人若能遵义而行，则绝不苟活，纵然刀斧加身，又有何惧呢？”

《孟子》一书的之一段文字，讲得很清楚：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读到《孟子》的这一段文字，颇为感慨地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司马迁指出“义利观”的重要。我们应当思考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现实世界，我们如何才能不失去“义”这样的“本心”，保持一种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柔中有刚，孟子也刚中有柔。其给人的感觉是，孔子很慈厚，孟子很爷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