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明朝的万历皇帝到底是精明还是糊涂?
在人们的印象中,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个二十多年不上朝的荒淫之主。论者分为两个极端,一方说万历一朝是大明盛世,一方则说“明亡,亡于万历”。
对明朝皇帝“不上朝”的问题,我曾撰有《明代“早朝”考论》(2009年发在《史学月刊》上)一文,指出明代的早朝就是个形式,办不了什么事儿,上不上朝并不能构成评判皇帝勤政与否的重要指标。万历以前,朝会虽然荒废已久,但制度上还是要每天上朝,到张居正这哈,不是讲求务实吗?就把这虚玩意儿给改了改,改为逢三六九日才上朝。这样一个月上朝满勤,也不过九天。所以啊,评价明神宗,被拿来说得最多的这件事,应该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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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是一个极好读书的人,皇家图书馆的书已不够他看,他经常命宦官到北京书坊里去找书来读,涉猎很广,什么时兴、畅销之书,多是经“御览”过目的。如果搁今天,您发条微信,说不定转呀转的,就让神宗看到了也说不定;又或者您上回电视访谈,听众之一就有他神宗大大。
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神宗喜欢的书目里,史书很多),怎么可能不精明、不懂事呢?因为他见到的坏事太多了,谁要骗他,就像电信诈骗,他一闻就知道是骗子来电。
其实呢,神宗亲政以后,“事事惩张居正专权之辙,章奏亲览处分亲断”。本章他都自己亲自看,亲自决断,不容臣下再忽悠他。万历朝最主要的毛病,还是皇帝和臣下不合,因为有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神宗便做不到与阁臣和衷共济,不信任臣下,大臣便无权,大臣无权,还经常遭受一些小官的无端攻击,挨了气,还没处说理去(可能皇帝见大臣受气,私底下还乐呵呢),只好告假、告病、告退——总之,撂挑子,不干了!
比如万历十九年时,内阁辅臣三人,就有二人告病不出,神宗忙不过来,也急了,不得已写手诏安慰他们:
“今内外章奏,每日朕自亲览,应行的朕自批拟,其中边方重务、品骘官员、紧要文书自初六日至今堆积盈几,是朕孤立于上,卿可忍乎?孰不可忍乎?书云:‘君逸臣劳。’用臣犹子代父,卿逸卧在家,心可忍乎?不可忍乎?”
说得多么动情啊!阁臣大人们,你们快回来办公吧,我一个人孤立在上,搞不过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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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也晓得“君逸臣劳”的道理,但“臣劳”的前提是君主放权,可是神宗对臣下猜忌太深,不单是阁臣,还有司礼太监,他都不放心,尤其忌恨阁臣与司礼监合体欺蒙他。
明末太监刘若愚讲了一件事,很典型。说太监史宾多学能书,刚好神宗想要一个得力的内官到司礼监做秉笔,在御前帮办机务,处理章奏。忽然想到史宾,觉得此人人才难得。他正在寻思此人可用不可用,嘴里念叨了两句,被皇贵妃郑娘娘听到了,就在旁边随口帮了个腔,也说史宾好。看官不都知道神宗特别崇信郑贵妃么?史宾的提拔问题这下可以解决了吧。大错特错!郑贵妃这一句帮衬,并没有起效,反而让神宗心里一动,怀疑史宾有钻营宫闱的行为,否则贵妃怎肯替他说好话?——大概郑贵妃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吧。这可犯了大忌,神宗二话不说,立刻将史宾贬到南京。
但史宾没冤死,因为他还有一回更大的冤屈要受!
过了几年,事情渐渐淡忘了,史宾又慢慢悠回北京,仍到司礼监文书房办事。有一天,有一件要紧的旨意要发到内阁,按照惯例,该是文书官排名之一的太监亲自捧送圣旨到阁,而史宾正好名列之一,于是就由他亲自去了。回来复奏,神宗也没搞清楚状况,见史宾巴巴地跑到内阁去传旨,忽然想起他“钻营宫闱”的旧事,登时大怒,以为这家伙还不老实,借着传旨,“夤缘往阁中见辅臣也”!于是趁怒一脚,复将史宾踢回南京,这回史宾惨惨哒,竟在南京蜗居了二十多年,直到神宗去世,才回转北京。
史太监真是个倒霉蛋,但从这只蛋从南滚到北,从北滚到南,我们从中却能看出,神宗是一个精察、疑心很重、性情敏感的人,在他身边是不好当差的,所以经常有宦官因为做错了事,被杖责至死,搞得宫里人人害怕,以到皇帝身边办事为险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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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位,莫要议起明代的廷杖,只盯住外官书生的 *** ,那小宦官无蛋的 *** 蛋儿上,挨打着实更多、更狠、更要命。
那么,以神宗如此精察,怎么到后来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呢?我觉得还是体制的问题,日趋衰落的皇权与日益高涨而腐败的官僚体制发生了严重错位,互相掐、斗气,皇帝越是想有所作为,却越难有所作为,神宗与外官小臣斗了半辈子,最后实在没辙了,干脆撇开官僚,直接派出一批宫廷宦官,一竿子插到底,由着他们去做事,明朝就更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