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与秦桧无关？揭岳飞死因之谜
导读：1142年初的隆冬季节，宋将岳飞遇害于风波亭。这一悲剧使他本人成为汉民族主义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后赢得了仅次于关羽的地位，并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对立斗争神话。关于岳飞的死因，历史上有很多争议，那他究竟是死在了谁的手中。
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
几乎所有关于岳飞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当道、岳飞冤死，本来宋军是可以收复中原的。这也是后人怀念、推崇岳飞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设。其中最着名的传说就是岳家军在朱仙镇大捷后，迫于12道金牌压力而放弃经营中原。邓广铭早已证明：朱仙镇以500骑兵败金军10万、12道金牌等均非史实，而是岳飞之孙岳珂虚构出来的。岳飞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实际上夹杂进了很多汉族人因愤懑而未能满足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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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事实往往更严酷。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确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战果其实颇为有限：如颍昌之战金军参战有3万骑兵和10万步兵，而宋军的战果是杀敌5000，俘虏2000多，缴获马匹3000多匹；郾城之战宋军对阵金军1.5万骑兵，战果仅夺得战马200多匹；小商河之战杀敌2000多。以上还是宋朝方面的记录，当时国史大抵夸胜讳败，不可尽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记录，金兵的损失看起来也远未达到丧失反扑能力的程度。
然而历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时使尽全力也不能取胜，那么该怎么办？势弱的一方，通常选择很少。历代诟病宋高宗急于求和，与秦桧共为阴谋，尽管宋高宗的做法有可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皇帝，他首先考虑的是赵氏王朝能一直维持不坠。南宋初年基本被动挨打，岳飞北伐的短暂突击式的胜利，在高宗看来乃是为数不多的可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
被低估的宋高宗
长期以来，宋高宗是一个在历史上得到颇多劣评的皇帝，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待岳飞一事极不得人心。愤激者痛斥他丧心病狂地执行投降路线，其原因是他贪生怕死、又贪恋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归，甚至暗示他受惊吓不育，导致精神不健全。
这些指责在我看来很靠不住：首先，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死耗，而5年后才杀岳飞，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担心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钦宗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其次，他已经是皇帝，何来卖国投降动机？第三，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更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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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受钦宗蜡丸密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星夜驰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虏，后伺机逃脱。之后战乱中宋军一路溃败，赵构饱受追兵惊吓，这一点也常被用以论证他的怯懦无能的性格缺陷。然而在宋徽宗的31个儿子当中，赵构是唯一的幸存者。贾志扬《天潢贵胄》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纪，而是在12世纪就征服中国了。
事实上在南宋，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冒牌宗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纯正血统的皇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当时的南宋很可能会崩溃。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我认为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与岳飞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订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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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又一向加以优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一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无疑。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到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
高薪养兵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秦将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全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对我起疑吗？
岳飞没有老将王翦那样洞察世故。我们后人在看待岳飞的事情时，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个赤诚的爱国者。宋高宗和我们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难以确认岳飞是否忠诚的情形下，他宁可错杀。
岳飞的悲剧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刚正清廉，对政治简直毫无头脑。他忠诚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为高宗最欣赏的将领。但是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朝廷疑忌。岳飞不懂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朱熹看来，却已是“骄横”了。使他至死也未知这一猜疑与自己平素没有心机和政治觉悟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