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为何没能攻下钓鱼城，让宋军坚持了三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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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之所以能坚守钓鱼城二十年，一方面与钓鱼城得天独厚的地利有关；另一方面与守将的能力也有不可或缺的关系。
下面我就就这两方面详细分析一下：
一、钓鱼城之战前的形势与准备
1。战略层面的三道防线
自宋蒙端平开战以来，蒙古军一再深入四川腹地。巴蜀一失，敌军顺流而下，南宋长江防线就将形同虚设，因而构筑长江上游的防务体系，事关抗蒙战争的全局。
嘉熙三年(1239年)秋，蒙古大军攻入川东，直指夔门。理宗急命孟珙率师入川救援，宋军在归州(今湖北秭归)、巴东(今属湖北)阻击住了蒙军，解了燃眉之急。
事后，孟珙主张在夔州设立制置副司，协调指挥涪州(今重庆涪陵)、万州(今重庆万县)以下的长江防御，筑起之一防线；在鼎州(今湖南常德)、澧州(今湖南醴陵)屯驻重兵，形成第二防线；在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靖州(今湖南靖县)、郴州(今属湖南)和桂阳军(今湖南桂阳)构建第三防线。
这一防御体系极具战略眼光，已预计到蒙古军可能迂回大理国，从广西、湖南对南宋进行战略包围。
次年，孟珙任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统一指挥四川、京湖两大战场的防务，实施构筑之一、二道防线。淳祐元年(1241年)，撤销四川宣抚司，但将夔州路从四川制置司划归京湖制置司，孟珙以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置司峡州(今湖北宜昌)，仍全面主持川鄂防线。
2。钓鱼城及川东的军事准备
这年，成都再次被蒙军攻陷，四川告急。次年，理宗决定派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四川总领，主持四川军政，置司重庆。这是因为成都地处平原易攻难守，且数度沦陷，凋敝不堪，而重庆依山傍江，扼长江之咽喉，在宋蒙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
余玠以恢复全蜀为己任，上任伊始就设招贤馆，礼贤下士，广揽人才，王坚、张珏皆入其幕下。早在嘉熙四年(1240年)，为避蒙古兵锋，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筑重庆城时，就在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山筑砦，作为重庆的屏障。余玠入川不久，就采纳了播州(今贵州桐梓)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根据四川特殊的地形条件，在合州钓鱼山依山筑城，积粟治军，迁州城于此，以阻挡蒙古骑兵的攻袭。
余玠随后又把构筑山城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州郡，先后建成十余座山城，著名的有云顶(今四川金堂南)、营山(今四川营山西)、大获(今四川苍溪东南)、苦竹(今四川剑阁北)、青居(今四南充南)、得汉(今四川通江东)、天生(今重庆万县西)、白帝(今重庆奉节东)等。余玠的后继者王坚、张珏继续修筑着山城，总数达八十余处。
这些建在四川主要水系上的山城，完整构建起一个如臂使指，气势联络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其后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3。人员安排上的准备
余玠还总结了一套抗蒙斗争的经验：一曰以逸待劳，不可轻战；二曰聚保山险，不居平地；三曰多用夜劫，不可昼战；四曰收聚粮食，毋以资敌。史称余玠治蜀多年，“军得守而战，民得业而耕”，抗蒙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转机。他便主动出击，恢复失地。
淳祐十一年末，王坚收复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宋军重新在蜀口之外站住了脚跟。利州都统制王夔恃功跋扈，余玠将其处死，派部将杨成代领其军，利州都统司则派出了本司统制姚世安前去接替。四川武将桀骜骄横，主将去职举代部属接掌军队也久成风气。余玠决心革除这种弊端，再派一姓金的都统制率兵前往接管，不料姚世安竟武力抗拒。
这时，余玠的支持者左相郑清之病故，谢方叔升任左相，他的侄子恰好避乱在利州都统司所在的云顶山上，姚世安就请他在朝中为自己说话。谢方叔偏听偏信，在理宗面前胡说余玠飞扬跋扈，居心叵测。
有祖宗的家法，理宗也起了疑心，宝祐元年(1253年)，下诏召回余玠。余玠对朝廷颠倒黑白的处理义愤填膺，接诏以后，服毒自杀。余玠治蜀，厥功甚伟，赍志而殁，壮士扼腕。川蜀百姓闻其死讯无不悲慕如失父母，好不容易有个人才，朝廷却轻信谗言，连一个余玠都用不得。
二、钓鱼城之战的过程及影响
淳祐十一年，蒙哥汗即位，他逐渐将战略重点移向南宋。宝祐元年，他派忽必烈分三路进攻云南，次年灭大理国。宝祐三年，蒙古灭安南，最终完成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
宝佑五年，蒙军试图从安南北上广西，南宋派出李曾伯担任广南制置使。他此前在京湖安抚制置使任上，曾整顿孟珙死后留下的防务系统。再度收复襄阳和樊城，富有抗蒙战争的经验。到任以后他成功扼住了蒙古军北上的进路，确保了中南腹地的安全。
两淮战场一直是南宋防御的重点，四川依山筑城的经验也因地制宜推广到两淮，蒙古军的进攻很难得手。
宝祐六年，蒙哥汗决定三路攻宋：自己亲率主力四万攻打四川，然后出峡东下；塔察儿领兵南下，进攻荆襄；兀良合台从安南出兵，经广西北上；三路大军会师鄂州(今湖北武昌)，再合力东攻临安。
蒙哥主力入大散关，由利州(今四川广元)直取剑门，经过近一年艰苦攻战，岁末打到钓鱼城下。这时四川已大部沦陷，王坚以兴元都统制兼知合州。他到任后就发动军民重新修缮钓鱼城。
钓鱼城周长十余里，山顶地势平旷开阔，上有充足的水源与足够的良田，军民耕战结合而无后顾之虞。钓鱼山高近四百米，嘉陵江与渠江环绕其南、北、西三面，山腰据险筑起两道二三丈高的城墙，又筑“一字城”直达嘉陵江岸，可安然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当时，迁入钓鱼城内避乱的民众多达十余万。
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前来劝降，被王坚在钓鱼山阅兵场当众处死。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古大军渡过渠江，蒙哥亲自督战攻城，双方攻守战打得十分激烈，但蒙军始终无法得手。四月，蒙古军一度袭破一字城外城，但旋即被宋军击退。
蒙古军旷日持久，师老兵乏，时值盛暑水土不服，疫疾蔓延，宋军以逸待劳，不时夜袭敌营。南宋 *** 听说蒙军入川，即派吕文德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川蜀抗蒙大局。五月，吕文德率战船千艘驰援合州，遭到蒙将史天泽的邀击，只得返回重庆。
六月，蒙将汪德臣单骑到钓鱼城下招降，城上发飞石将其击死，蒙军士气越发低落。相反，王坚则命守城宋军向城下蒙古军投掷鲜鱼面饼，并致书说：“你们北兵可烹鱼食饼，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蒙哥见钓鱼城固若金汤，久攻不下，只得黯然撤军，命主力转攻重庆，自己则死在退兵途中的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
关于蒙哥汗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病死，所染即为痢疾；一说中飞石或飞矢而死；一说因炮风所震，得疾而死。一般认为，蒙哥是在钓鱼城东瞭望指挥时被炮石击伤而死的。
据说，蒙哥临死遗言：“若克此城，当尽屠之。”为了发泄攻城失利的愤懑，蒙古军在护丧所经途中，杀无辜平民二万余人。
蒙哥一死，各路蒙军先后北撤，南宋政权转危为安。其后数余年间，宋蒙战争未发生重大战役，这是因为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专注于解决内部纷争与推进封建化进程。封建化进程弱化了蒙古军的原始野蛮性，也相应减轻了宋元替代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度。
钓鱼城之战是南宋方面自宋蒙战争以来取得的更大胜利，不但有力阻扼了蒙古军的凌厉攻势，挽救了川蜀的危局，而且为余玠奠立的山城防御体系取得了重要的实战经验，极大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蒙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