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古塔在哪里？清朝为什么流放宁古塔最为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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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人”，就是被流放之人，这并非陌生词汇。从屈原流放湖南，苏轼流放海南，文人便以柔弱的身躯走在了彷徨的路上。宽大的袍袖遮住手无缚鸡之力的手，当峨冠博带被驱赶和折磨时，这些文人的眼泪落在了厚厚的山河之上。然而屈原和苏轼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如果在清代则将会被流放到极寒之地的黑龙江，痛苦则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了。清代流放黑龙江更具代表的诗人吴兆骞，江苏吴县人，曾被称为“江左三凤凰”之一，因“丁酉科场案”(又称南闱科场案)被人诬陷，流放宁古塔。他于顺治十六年(1659 年)闰三月初三出京，行期4 个月，当时吴兆骞才 27 岁，待其亲友筹钱将其赎回时，他已经 50 岁，在宁古塔流放 23 年。
在清代流放区域中，黑龙江地区的流人数量最多，据统计被流放者达10余万人，地点主要是在今天的牡丹江宁安附近和齐齐哈尔附近。
康熙二十一年“发宁古塔与穷披甲之人为奴”，成了被流放者的身份。到了雍正三年(1725)，开始划定充军的具体地点。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式颁布《五军道里表》，自此清代充军之地有表可依。五军共分五等，“凡五等，曰附近，发二千里；曰边卫，发二千五百里；曰边远，发三千里；曰烟瘴，曰极边烟瘴，发四千里。”其中以发配黑龙江为最远最残酷。宁古塔地区地处“极北”之地，“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弥望无庐舍，常行数日，不见一人。”[2]黑龙江当时可谓，“千里荒野，人烟稀少，野兽成群，虎狼出没。”考虑到“发往黑龙江、三姓地方之人，俱因凶恶发遣，人亦日多，若发在一起，必致生事行凶。”所谓发遣，即是将大批罪犯发配至东北、地区，充当苦差或给当地驻防兵丁为奴。这种“发遣为奴”的形式成了整个清朝比处死犯人好一点的刑罚。
黑龙江的宁古塔到底有多可怕？
宁古塔，满语“六个”的意思，这里当时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这里有多冷呢？作为黑龙江长大的我，对此深有体会，白天最冷时期可达到零下38度，夜晚甚至可达到零下40多度。如果没有保暖设备，单靠避风的茅草屋是非常难熬的一件事，何况在那个物质简陋的流放者的生存年代里，被冻僵、冻死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春初至三月终，日夜大风，如雷鸣电激，尘埃蔽天，咫尺皆迷。”四季皆若冬，“八月雪，其常也” ，这些都是写实的。“《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 舂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的女子里，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都成了奢侈。”
那些曾经生活在江南的文人，本是没有独立生活的人，一下子到了这极寒地带，顿时变得凄惨无比。“文人来到此地，往往白天赤脚踏冰，夜晚单衣无眠。”流放文人，多是来自江南世家。初到东北的他们无论是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艰苦的生活条件，都有着极大的不适应。首先东北边塞的严寒，与这些流人原有生活环境的气候形成了巨大反差。流放文人的聚集地宁古塔地区，更是“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来描述东北地区的萧条景象。文人出身的吴兆骞初到宁古塔，饮水只能凿冰取之，常常以水煮稗子果腹充饥。
严寒地带
流放文人在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落差的同时，遭受着极端气候的折磨。宁古塔“雪深丈余，其寒令人不能受” ，其族人常常“栖身于大路之旁，寒威透体”卜魁戍所的生活条件比宁古塔更加恶劣，常常“躬自灸炕，坐荆棘风雪中”，本是江东望族的方氏家族，却也只能“扫马通薪。
极其艰苦严寒的流放环境，让这些南方文人体会到了精神以外的巨大痛处，这也成了清代流放黑龙江创造历史上流放遭遇的最惨最极端的一个时期。
能够回到江南故土是所有流放者的更大心愿，然而故乡已经物是人非。
在强大命运安排面前，有些文人只能选择适应，不然就是只有死路一条。少部分的流放文人可自谋生路、也有一些人为适应战略需要被编入官庄、水师营中，情节严重重者发遣为奴，成为奴人犯。流放文人因其身份的特殊，如非特殊定罪，大多可以“各就本人所长”在当地地保的监管下，“文人富则学为贾，贫而能通满语则代人贾，所谓掌柜者也。贫而不通满语则为人师。”其家眷族属通技艺者，也可为人幕僚、从医为生、为商经营、事耕种。
即使多年后归乡，家族也早已败落，过着惨淡的生活。本出身贵胄号，称云麓老人的方拱乾晚年衰败，在赎还后，“既老且贫，无家可归”，只能流落扬州以卖字为生。得友人资助得以赦归的吴兆骞，归京后也在贫困中病逝。有的流放文人的后代为了实现先人能够回到老家的夙愿，最后只能将遗骨抱回故乡埋葬。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对此形容说：“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种悲情到了顾贞观把自己的旧有吴兆骞从黑龙江救出来发挥到了极致。为了挽救朋友，顾贞观几乎是倾家荡产最后才将门路搭到太傅明珠儿子纳兰容若这里。当纳兰容若都觉得此事难办时，顾贞观将他与吴兆骞的《金缕曲》给他看，纳兰容若被这种真正的友情所感动，两首词让人读了简直同侧心扉，为之泪下：“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纳兰容若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应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余秋雨流放者土地》
在明珠之子纳兰性德，顾贞观、徐乾学、徐元文、宋德宜等人的积极努力与出资扶助，最终以认修纳金。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得以“复归本土”，结束了长达 23 年的流放生涯。晚年的吴兆骞，虽赦归还京但多年的流配生活使其贫病交加，也如方拱乾般，生活拮据。生活状况也与在戍所时，教徒授业，于友人附和对诗，受到的优待和照顾受相差甚远。回京后仅三年就去世了。
最后以余秋雨先生深情感触作为本文的结尾：“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它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更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之一流人人才。之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