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也是君权神授吗？对罗马帝国有着怎样的影响
罗马统治者内部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恢复传统的以自由民为基础的公民兵制度，由此产生了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其失败结果证明，这一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历史的肯定。二是打破罗马人与非罗马人、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界限，将公民兵制度变为募兵制，由此出现了马略的军事改革和苏拉的军事独裁。最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了握有军权的独裁者身上，从而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和皇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此时罗马的共和传统还在，王政时代王的暴政阴影还在，因此公开称王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有无视元老院、过于张扬的恺撒被刺身亡的事情。有鉴于此，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虽然已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拒绝采用“君主”和“独裁者”的称号，而自称“元首”。“元首制”实质上就是君主制，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君主制。
人们对秩序的渴求，使之对王权寄予莫大希望，并且赋予王权神圣的权力。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称“元首”，之后不久即获得元老院授予的“奥古斯都”尊号，意为“庄严、神圣”。他家中所有门柱都加上了特殊的月桂装饰，正门阳台则饰以橡树叶。奥古斯都虽然位于众人之上，“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人，而决不是东方的神”。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很清楚，例如东方各省往往将所建庙宇献给罗马统治者以示忠诚，但屋大维不接受任何行省为他本人建庙，除非是以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再如“当人民想尽办法要他当独裁官时，他屈膝跪下，从肩上扯下托加，光着胸脯，求他们不要坚持这样做”；这决不是因为屋大维不想当国王，不想拥有独裁权力，而是出于政治家的精明。他深感时机还不成熟，操之过急无疑会重蹈恺撒的覆辙。这与其说是谦卑，不如说是狡猾。从某种程度上说，元首政治是成功的，它给罗马带来两个世纪的和平局面，也使罗马城变得更加辉煌壮丽。正像奥古斯都所说：“他发现的是个砖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他使罗马成了在人类理智所能预见的未来都会是一个安全的城市。”但是到公元三世纪上半叶，罗马失去了往日的繁盛，经济衰退，商业萧条，最为严重的是政治动荡，政权频繁更迭，奴隶、平民起义不断爆发，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们成为左右政局的风云人物。戴克里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皇位的。靠强权夺取政权的人将共和国视为多余的外衣，开始抛开它实行 *** 裸的帝制。戴克里先对内镇压了高卢和阿非利加起义，对外击退了日耳曼人，战胜了萨珊波斯帝国，之后便公开仿效波斯帝王的行为，用豪华的宫廷仪式装饰自己。他头戴珍珠冠冕，身穿金丝长袍，足蹬饰有贵重宝石的鞋子，要求每个晋见者都向他行跪拜之礼，亲吻他长袍的边缘，并且自比为神。正像威尔杜兰所分析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帝位并非正统的，为了巩固它，以及平息百姓的作乱和军队的反叛，他尽量用神力及威严，使他们不敢存非分之想”。
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体制更加完善。戴克里先曾自比“朱庇特之子”，迫害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则停止了这种迫害，还试图将其作为实行君主制的精神支柱，由此开始了对基督教长达80 年的改造过程。313 年颁布的《米兰敕令》允许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公开传播；325 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必须遵从的“三位一体”正统教义；392 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国教。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改造不仅表现在政策上，还体现在物质扶持和教会组织建设方面。在君士坦丁之前，教会财产的存在虽然已成事实，但并没有获得法律承认；313 年《米兰敕令》首次确立教会财产的合法地位，并将其作为团体机关的财产写入罗马法。教会不仅被赋予接受遗产的无限权力，神职人员还获得免税特权，结果出现大批“不信上帝的人争求圣职”的现象，严重影响帝国 *** 的财政收入，以致罗马皇帝不得不一再重申，禁止将神职授予拥有300 索里达以上财产者。与此同时，教会按照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逐渐建立起系统的组织，教会和帝国最终联为一体，罗马帝国实际就是基督教的天然王国。“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们成了神的 *** 人，他们把自己的臣民带到了基督的治下；异端变得如叛国罪一般无法容忍，基督徒在帝国范围内进行的传教活动成了保障公共秩序的手段之一。”罗马帝国衰落的根源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危机，这是军队、强权以及宗教都挽救不了的。476年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走到了尽头。随着君权衰落，西欧也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
民族大迁徙拉开了中世纪历史的序幕。在匈奴人西进的压力下，生活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乘罗马帝国衰弱之机，向帝国境内迁徙、定居和陆续建国，这一过程从公元375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568 年伦巴德人建国才告结束。民族大迁徙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迁徙和建国的过程也是掠夺和破坏的过程，它不仅灭亡了西罗马帝国，摧毁了罗马奴隶制，同时也葬送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使西欧社会陷入长期的无 *** 状态。日耳曼人对文明的破坏程度，从当时人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416 年左右，阿奎坦的普罗斯珀哭诉道：“自从我们屈服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刀剑之下，已经十年了，人民已经灭绝，甚至儿童和少女也被他们杀掉了。”“上帝的庙宇被投入火焰之中；寺院全被抢劫。倘若海洋的波涛淹没了高卢的原野，它所造成的损失也会比这小些。”他指出，西哥特人抢劫罗马人的别墅，掠走银器、家具和牲畜，瓜分珠宝和喝光醇酒，抢去教堂的神器，最后还对房屋纵火。在众多蛮族中，汪达尔人破坏最甚，以致“汪达尔人”成为凶恶破坏的同义语。
政治动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与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写，无疑是当时混乱局面的反映。他说，“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成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弃民”居住之所，但两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职位是上帝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设立的，由谁登基为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奥古斯丁的论述奠定了中世纪西欧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区分不出谁是选民，谁是弃民，但是到末日审判时上帝自会区分。这一理论充分表现出奥古斯丁作为思想家的狡黠和机智，既为当时的社会混乱作出了解释，又给无奈中的人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他的理论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是画饼充饥；上帝看似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实际上什么具体事情也没做，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要靠实力树立权威。
西欧封建王权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威。正像基佐描述的：“众雄逐鹿，风云莫测的时代，或者出于无知、残忍、腐败，一些人私欲横流，社会沦为个人意志角逐的战场不能自拔，因为社会缺乏一个自由结合而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这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诚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恩格斯也说过：“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