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复社是什么地方？最后会参与政治斗争的原因是什么？

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接下来历史网小编就带来历史故事，一起看看吧！

明末的政治舞台上，东林与复社是首屈一指的政治集团。

在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中败退之后，继之而起的即是复社，因此有“小东林”之称。

而连接这两个党社，保持人员的继承与政策的延续上，东林遗孤是不可忽视的一组重要群体。

东林遗孤入复社，使复社的政治斗争不仅体现着东林党人革新朝政、痛陈时弊的延续性，而且在当时更强化了这种政治色彩。

一：东林遗孤，明末政治斗争的延续

明末启、祯两朝，政治较为阴暗，前有阉党祸国，后有阁臣倾轧，而“明亡于党争”之说也不绝于耳。

东林在明末突起的政治地位将其推上了风口浪尖，在与阉党的博弈中折戟沉沙，更使明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飘摇统治之中。

本文无意推论关于东林的党争之说，而在意继东林之后崛起的复社，即东林遗孤入复社后在政治斗争上的延续性。

在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中，有许多人士惨死于逆贼之手，魏忠贤更炮制出《东林党人榜》《东林朋党录》《东林点将录》，要把东林作为党阀而消灭殆尽。

东林党人在天启朝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但后来东林遗孤在人员结构上保持了延续，并有许多加入了复社，继续从事政治斗争。

东林遗孤即东林人士的直系血亲、姻亲或有师承关系的子弟。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自己尚处于幼年时期即目睹长辈或老师为维系纲常而惨遭阉党打击，政治复仇斗争的火苗也随即燃起。

待到他们成年后继承前辈衣钵，并在复社内部形成了以东林子弟为首的小集团。

这其中有顾宪成之孙顾皋、高攀龙之孙高永清、魏大中之子魏学濂、侯恂之子侯方域、黄尊素之子黄宗羲、周宗建弟子吴昌时等等。

他们构成了复社内部较为激进和中坚的力量。

复社成立于崇祯二年(1629)的尹山大会，经其前身应社及广应社的发展而成为包并范围宽广，规模宏大的文人社团，并以“复兴古学，务为有用”为宗旨。

成立伊始，即“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强调“经邦济世”。

陈龙正曾言：

“忠爱须从寡欲来，慕君热中一味膻耳。学者深居闾巷，慷慨议朝廷，若将深任之以为快。及闾巷之疾苦，日遇于吾前，莫不关情。岂知利见大人何为，专为安百姓耳……为经生时，早忘闾巷，又安忘立朝时，恫砃在身耶！”

由此看来，在当时明帝国处于摇摇欲坠的时刻，复社的士大夫是厌倦空谈，主求经世， 关心民间疾苦和渴望有一番政治抱负的。

这无论在经世理念或政治愿求上都与东林不谋而合。

但复社在成立之初仍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导性存在，所以对于朝廷中的政治斗争仍持有 一种观望态度，参与其中并非所愿。

直到目睹阉党对东林的打击，朝廷大政即将毁于中官，而对于东林人士的遭遇更激起无限意气。

在正义感召之下，对明末朝廷政局亦多为关注并绍绪东林，以期振刷朝纲，复社与东林的政治关联性即由此而起。

黄宗羲亦言：“吾辈嗣东林而起，不知复社，不过场屋余习，与东林何与哉？”

东林遗孤入复社的初衷即是希望借助复社的力量来继续完成父辈遗愿，其政治性远远大于复社成立之初宣扬的实学有用性。

他们凭借先前父辈的地位与声望成为复社内部的一股新锐力量，并且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当政治空间不断压缩，社会舆论空前高涨之时，复社也逐渐趋向政治权利的争夺以及对阉党残余势力斗争，政治倾向表露无疑。

并且逐步实现由文学性社团到政治性社团的转变。

二：复社政治色彩的强化

以东林遗孤为首的部分复社成员先后发起了例如驱逐阮大成、倒薛扶周的政治活动。

他们的活动带有朋党性质，并对党争持有肯定态度，当时产生了煊赫的影响，使复社的在政治色彩逐步显现。

比如相当典型的为驱除异己的《留都防乱公揭》事件。

阮大铖在天启朝曾依附于魏忠贤，极尽伤害东林之事，待到崇祯继位铲除阉党后，以交接近侍罪，纳赎为民。

阮大铖曾于安庆组建了“中江社”，在金陵组建“群社”，在闲居为民的时候亦不忘“结社交友”，可见他并不甘心失败而远离朝堂，始终未曾忘却仕宦之途。

他还密切关注时局，与逆党暗通讯息，为阉党翻案，从而谋求复出，这就在江南地区与复社相对垒。

“(阮大铖)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 *** ，充溢 *** ，广夏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撼。即有贤者，也噤不敢发声。又假以意气，多散金钱，以至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广矣。”

阮大铖在金陵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复社内部的哄动，已令复社名士深感不安，“乱萌也，留都重地，岂可使奸徒煽惑？”

面对阉党势力企图死灰复燃，阻止其复起之势对朝局构成的威胁、并打消企图攀结附和阮大铖的人士，成为复社在对策上的共识，遂起留都防乱之议。

其实早在崇祯九年(1636)，东林十三诸孤聚集桃叶渡已经形成问罪阮大铖之势。

此后，复社名士吴应箕对于阮大铖的行径愤懑不已，乃同顾子方商酌此事，“皋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

另一东林遗孤陈贞慧亦表现出了对此事的支持，“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其点破，如贅廱糞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

终于，在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为打击阮贼气焰，挽救朝局，在南京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开始了酝酿已久的政治行动。

这篇讨阮檄文从多个方面揭示了阮大铖的阉党本质和种种劣迹，从道德和人品上予以谴责，在复社的打击下，阮大铖被迫逃匿于牛首祖堂。

公揭由顾皋首倡，吴应箕主笔，与陈定生三人共同起草，联名刊刻公揭，推东林子弟顾端文公孙皋居首，推黄宗羲列次衔。

后百四十人竞相留名，既有东林遇难子弟，更有复社领袖尽预其中。

关于顾皋的初衷，吴应箕《道南集序》曾有记载，吴言：

“夫进而急国家之事，则不有其官；退而明圣贤之道，则未常无其友，其友又皆明圣贤之道以急吾国家者，此何负于天下？……凡天下之为正人君子，无不以其身罹祸，其罹祸皆以梁溪也……子方曰：吾即不忘先世，而求如吾先世之徒，何得哉……吾即挟吾先世之所退者为进。”

顾皋在此中表达了自己希望继承前人遗志，行未尽之事，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维护纲常，沿圣贤之道前进。

正因为如此，他和吴应箕两人似有志同道合之感，所以才会在驱阮事件上相互呼应联合。

此次驱阮事件并非单纯针对阮大铖一人，也并非东林子弟的个人恩怨，而是为了打击阉党残余，声援东林所进行的前赴后继的努力。

三：复社与崇祯朝局

在崇祯皇帝亲政伊始，便意识到复社有可能是继东林而起的又一左右朝政的政党，任其发展有可能撼动天下，因而有意的加以控制。

而复社自尹山大会成立以来，社集不断，不但在人员、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且它的社事活动也折射出崇祯朝局的政治走向，因而说社局与朝局相表里。

在二张的经营之下，复社俨然成为之一大社。

复社不仅在学术研究、文人结社、社会风气等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并通过科举这一重要途径向朝廷输送本社人才从而间接参与朝廷大事。

在科举考试中，对人员、试题、程序、座师等方面都会施加影响，是对朝廷科考的一种变相控制。

最后的结果便是复 人员高中愈多，朝中的势力愈有所倾斜，所以对崇祯朝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影响。

前文笔者已提及关于驱逐阮大铖和“倒薛扶周”事件，表明复社已不再是成立之初标榜“兴复古学”的传统文社，往往还讥讽时政，遥相参与，为其步入政坛铺砖填瓦。

复社已经具备参与政治或成为一政党所具备的政治要素(人员、章程、宗旨)，已是被政治糖纸所包裹的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文人社团。

崇祯自革阉党之祸后便十分在意朝中的势力平衡，但随着农民起义和满洲边寇等内忧之乱的此起彼伏，已使他无暇兼顾复社的发展。

因为在所面临的国家大事前，复社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

在崇祯看来，复社处于一种可控范围之内，而貌似未对复社活动加以限制，但实际上他通过势力间平衡的手段来加以控制。

自温体仁内阁贬谪钱谦益，排挤复社，再借陆文声、周之夔之手间接打压复社，可以说这一切都在崇祯帝掌控之中。

这的确对复社的压制产生了效果，使复社一度陷入低潮与典狱之灾，“方子丑间，两人如几上肉，弋人眈视，外传缇骑日至，一日数惊。”

而这种情况直至周延儒复出才有所缓解，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复社代言的，张采有言：“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欲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未尝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

在表达了复社的性质和张溥遗志之后，崇祯帝才稍解。

总体来说，复社的发展远未到遥控朝廷的程度，而崇祯帝的皇帝心术也展现淋漓，目的仅一个即强化皇权，独断朝纲。

复社的命运是同崇祯朝局相始终的，当明朝覆灭之时，复社亦没入黑暗南明。

崇祯一朝，复社并没有成为继东林之后左右朝政的政党，除几次集社大会外也未兴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且其政治活动仍处于稍加强化的可控范围内，并未产生左右政局的影响力。

而崇祯对于复社的态度也在于警示朝野，杜绝朋党，维护内部稳定。

崇祯在不同派别间寻找平衡的皇帝心术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更是对东林之后复社矛盾态度的折射。

随着内忧外患的进一步加剧，崇祯再也无暇关注复社存亡。

四：复社政治色彩探析

晚明皇权的旁落、内忧外患的并起，加之经世与“异端”思潮，使皇权政治出现危机，社会矛盾的激化更加使政治天平出现倾斜。

当其他社会组织参与朝廷中地位及权利的争夺时，对社会事务的政治活动随即显现出一种动态特性，即通过政治活动，汇聚起强大的社会舆论与动员力量，形成其他社会组织无法企及的成就。

当专制合法性为后盾的皇权政治所作出的决策出现阻碍时，政治裂痕将愈演愈烈。

我们将复社的形成、发展及最后壮大进而影响朝政的过程相契于政治的定义，可以认 为，复社是具备政治性的，并且逐步向政党化趋向演变，对明清之际的政治有着深刻影响。

复社的政治色彩通过一系列政治事件加以强化，而复社在人员交替上也出现了政治交接的继承性。

自驱阮事件之后，复社内部借此等事件在领袖人员上实现更替，吴应箕、顾皋、黄宗羲等复社后期领袖抗起复社旗帜，而他们强烈的政治意识也显露无疑。

吴应箕在《国门广业序》中言：

“吾党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谊也；所讲求者，异日之风烈事功；所借以通气类者，此文艺；而假以宣彼我之怀者，此觞聚也……吉水诸公，至于都门聚讲，而邪者掊击不遗余力……我国家三百年，所少者此一事耳，今吾党之聚，何敢自附前哲，然异己者不少矣。姚子独毅然行之，一无所畏，因为其难者哉。”

不仅自称为社党，更直抒胸臆，言其所求，虽邪者相阻，然亦趋如故。

自东林伊始，再到复社后期东林子弟的绍绪衣钵，政治目的及行动也历经了缠斗阉党与余孽。

再到渗入朝局政治，他们对崇祯朝局的逐步参与，表明东林子弟已不再是单纯学子，更像是打着“替父伸冤”旗号下的政治诉求。

在复社政治色彩强化的过程中不免与皇权产生冲突，与皇权的碰撞已有端倪。

复社自成立伊始，就以绍绪东林自称，它是作为一个政治性团体而存在，而赖以存在的根基便是与时政相联系，最终实现由文人结社团体到政党的演变。

但在专制体制下，只允许皇帝个人权利的威福，决不允许出现体制之外的社会权威。

由此便可理解崇祯帝借温体仁等人之手打压复社，这是一种自我危机意识，更是对明末党争的忧患，因此“纯粹”的文学性社团是要被绝对禁止的。

也可以说，复社远没有达到遥控朝廷的程度。

明末朝政政治腐败，自经世思潮到明清反专制思想，来自社会各方对于现实的忧患与未来的憧憬意识层出不穷。

复社也在控制国家取士，影响明末政治学风方面显示了某些意向，这种对于皇权的转移与分散，是国家与社会的进步，但终究是缓慢甚至停滞。

造成这种社会变迁停滞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专制制度顶峰式的发展，最终演化为整体国力的衰弱。

复社的命运延续到了南明，“明朝灭亡，南都新立，阮大铖兴大狱，罗织清流，复社名士或死或逃，该社也就名存实亡了。”

在遭受马、阮打击的残喘之余，仍有复社忠义殉难抵抗，以节烈彰显士人之风。

在抵抗清军，捍卫明王朝的斗争中，忠心赴死的复社文人总数在百人以上，与苟且屈膝的降臣形成鲜明的对比。

“及庄烈愍帝殉社稷，乙酉、丙戌、丁亥三 年间，为故君死者，大率复社、几社中人也，不死而终身隐遁者，亦多出于社中。”

他们的民族气节与献身精神，可谓可歌可泣，为后人所敬仰。

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