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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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
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
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也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
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也没有具体的职务。
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也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也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
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