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与武则天究竟是对立关系还是战友关系？
在高宗朝，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具体关系如何？后世是如何界定的？接下来历史网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学界目前的观点大致无外乎这两种：之一种认为是经历了由合作到对立的关系转变；第二种认为二人大体上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在此小编是较为赞同第二种观点的。
梳理史料，不难发现，上元元年前政事的真正主导者是高宗，以皇后武则天为眼线，是高宗愿意与皇后分享皇权的表现，武则天权势日隆的趋势是伴随着高宗强化皇权的脚步。
不论是百官朝皇后亦或是组建北门学士集团，武后都是在高宗的默许下进行的。从其在临终前夕仍然坚持以武后协助新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举动来看，高宗对武后的信任度和对其能力的认可度是极高的。
一、战友情结的早期显露
唐高宗与武则天战友情结的早期显露是在高宗对武氏与王皇后、萧淑妃之间斗争的处理上。一方面王、萧与武氏争宠“互谗毁之，帝皆不纳。”；另一方面，出于对武则天的宠爱，高宗给予武氏足够的宠爱和信任。
为了提高武昭仪的地位，首创宸妃的封号，对其进行册封。宸妃位列唐后宫四大一品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之首，可称得上后宫内皇后之下之一人。但此行为受到新晋宰相韩媛、来济的 *** ，以“宸妃古无此号”的原因，反对立武氏为宸妃。
继而高宗将斗争目标更换为立武氏为后，为了使长孙无忌赞同更换皇后，“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随后更是请武则天母亲杨氏去拜访长孙无忌宅。在官员眼中，高宗俨然已经成为一位不遗余力欲更立武氏为后的皇帝丈夫。
由此才会发生王德俭向官场失意的李义府建议“上欲立武昭仪为后，……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封建王朝时期，不只是帝王要笼络官员，不少的官员们也在不断揣测帝王心思，期冀得到帝王赏识来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而皇后问题正是永徽六年政治问题的中心问题。
继李义府之后，许敬宗、袁公瑜、崔义玄等人相继表态，支持立武氏为后。但在之后的宰臣会议上，除李勣外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坚决反对更换皇后。可不论从哪一官员群体的角度出发来观察，高宗与武昭仪在这个时间节点都是紧紧依靠、共同奋斗的战友关系，二者有牢靠的感情基础以及共同的目的和利益。
二、两人战友关系的细分与固定
自显庆二年，韩媛、来济被外贬以及显庆四年长孙无忌倒台后，高宗和武后消除了执政的更大隐患，二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开始酝酿一些微妙的变化，由更立皇后问题时的亲密战友关系逐渐细分、固定下来，表现出以高宗为主导、以武后为辅佐的状态。
显庆五年，高宗由于身体原因，令武后协助处理政事，李治与武则天的战友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致使武后“权与人主交矣”。借此机会武氏得以正式走出后宫，来到帝国政治的正式舞台参与政务。
从李义府表示支持立后开始，其在官场便平步青云，无论是出自高宗的宠爱还是武后的暗中支持，都使得以李义府为代表的之一批公开支持高宗立武氏为后的官员，获得丰厚的政治资源和赏赐，成为朝廷新贵。
加之显庆五年武后有机会参政，武后在官员眼中就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皇后身份，渐渐成为拥有丰富政治资源的常青树。但这并没有改变高宗主导朝局的状态，在高宗在位期间，武后始终是处于辅佐地位，二人之间小矛盾也有，但始终是可以信任依靠的夫妻、战友。
在永徽六年，李义府向高宗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不仅得到高宗的赞赏和升官，且“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二人对李义府的分开赏赐既是人之常情，又成为以后官员围绕在武后身边的滥觞。
显庆三年李义府与杜正伦不和，义府被贬为普州刺史，“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即使皇帝对宰臣予以警告处理，但皇后仍为有拥立之功的官员提供政治保护。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多数情况下要保持公允的形象，但身为女性的皇后显然没有这些桎梏。
皇后身份带来的优越性以及支持武后的所带来的政治红利，势必会吸引更多的官员，围绕在武后周围为唐廷服务。武后可以借此优势弥补丈夫李治为政举措的一些不足，就比如对被外贬宠臣李义府进行适当的安抚。至于，李义府被处理的问题，部分人认为是高宗不满武后擅权、敲打武后一派的措施。
孟宪实在其《李义府的靠山》一文提到，李义府的真正靠山还是高宗，笔者是赞同此观点的。其一，李义府是在龙朔三年以“窥觇灾眚，阴有异图”为主的罪名被告发的，在封建王朝这是大忌。永徽五年，王皇后和其母就因在宫中压胜而被处理。而“阴有异图”的解释就要与李义府命令其子卖官予长孙无忌之孙长孙延的行为联系起来。
在高宗朝，官方恢复长孙无忌之官爵是在上元元年，在朝廷即高宗还没有正式通知赦免之前，李义府擅自授予罪臣之后官职的行为，显然是触动了高宗的神经。此两罪名应该是高宗处理李义府的核心原因。其二，李义府在龙朔三年正月乙酉左迁为右相，如若要处理武后一方势力，升迁之举就显得毫无意义。
其三，在处理李义府之前，高宗曾劝诫李义府应当约束后辈，李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反问高宗告密者身份。这种在皇帝面前无法无礼的行为明显可以作为借口处理李义府，但高宗却没有行动。究其原因，还是高宗自己才是李义府的真正靠山，武后对李义府的器重充其量只是锦上添花，而无法做到雪中送炭。
在高宗决意抛弃李义府时，就暗示其注定是失败的人生。至于多数史家认为李义府是武后宠臣的观点，大多是因为武后在“如意中，赠义府扬州大都督”荣誉的举措，固然此举有感谢李义府永徽六年的拥护之功，但其背后明显还藏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内涵。
其目的应当有二：其一，自然是褒赞李义府的拥护之功；其二，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希望借由此事件展示武则天对拥戴自己官员的优待政策。如意元年是武则天改唐为周的第三年，是其身为太后临朝称制的第九年(光宅元年684年——如意元年692年)。在武后称帝第二年即天授二年“冬十月，制官人者咸令自举。”
与此同时，诛杀文昌左相岑长倩、纳言欧阳通以及地官尚书格辅元。岑长倩、格辅元二人因反对立武承嗣为太子而被诸武记恨，进而被政治清洗。
此时武则天正为立储问题所困惑，但岑长倩明显是支持返政于李唐王室血脉的，在此前曾建议“改皇嗣姓为武氏，以为周室储贰”，目的是要武则天与高宗的后代来继承皇位，而非更立武姓族人。但二人后来被诛杀就说明武则天还是意欲巩固武周统治。那么就不难理解令官员自举政策的意义，还是要吸纳更多拥戴武周统治的官员。
加之武则天在此前施行的一系列巩固自身权威的政策如：诛杀李唐王室、设置铜吏、任用酷吏等，造成的政治紧张恐怖，势必需要一些措施来缓和矛盾，而褒奖、追封高宗朝拥立自己的功臣李义府等人就是其中措施之一。
同时可以发现一些由高宗朝过渡到武周朝的官员，尤其是公认为是以前被武后提拔的官员，如北门学士，实际上多数成员仍旧是为唐王室服务的。北门学士的主要成员有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皆为文学之士。
其中刘祎之因反对武后临朝称制而被赐死家中；而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几人中，元万顷因与徐敬业兄弟友善，于永昌元年被酷吏陷害，流放岭南而死。在此之后，范履冰和周思茂相继被酷吏所杀。
算上《旧唐书》未提及卒年的苗神客，以及因个性机谨得以保全的胡楚宾，仅有两人得以善终。六人中有三分之二在武周朝因政治原因被杀，可见北门学士既不是武则天称帝的忠实拥护者，也非武后私人所属性质的官员。另外，这一团体建立是得到高宗默许的，并且高宗对这一团体建立的目的是知情的。
最初是修撰，至于后来参与朝廷决议和百司奏事，并成为秘书小团体，可能与当时的时局有关。北门学士名号出现在大约乾封年间，但《资治通鉴》将其列入“上元二年乙亥”条。
针对北门学士的源流，孟宪实提到早在武则天建议之前，类似北门学士性质的文人就已存在，高宗只不过是延续了武德、贞观年间的做法，其职责在于草拟诏敕，难免部分取代宰相的议政权。
《资治通鉴》、《新唐书》将北门学士的组建与侵夺宰相职权与武则天联系起来是有强烈政治意图的历史书写，将北门学士的组建放置在上元年间，可能是为了与上元元年末武后提出的“建言十二事”中的部分内容相呼应，进而妖魔化武则天，但这却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
武后此时也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再者乾封元年以后，唐廷开始大规模征伐高丽，欲彻底解决辽东地区的边疆问题，同时吐蕃于西北边地不断侵扰，一度侵占安西四镇。边地危机的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问题，间接促成皇帝令北门学士草拟诏敕时产生了侵犯宰相议政权的行为。
不论是李义府还是北门学士，皆是高宗与武后在政治上优势互补的结果，武则天在恰当的时候为高宗提供帮助，且这可能是李治的有意为之。从李渊开始，作为正妻地位的女性就有为李氏家族提供政治帮助的传统。
高祖皇后窦氏出身名门，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在幼年就展现出高绝的政治素养，曾劝舅舅周武帝要优待出身突厥的皇后。在高祖李渊任扶风太守期间，劝说高祖将骏马献予炀帝。高祖当时没有决断以致被贬，后曾对诸子表达悔意。
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同样出身名门，是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在太宗与建成、元吉斗争中，极力弥补李世民与高祖、后妃之间的紧张关系；玄武门事变起事前夕，亲自去玄武门勉励将士，有学者认为此举意在激起将士斗志。
太宗即位后，长孙皇后对太宗的帮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劝诫太宗要重用魏徵、勿抛弃房玄龄；二是始终劝告太宗勿重用后族之人。那么，不论是窦皇后还是长孙皇后，皆是政治素养较高的名门之女，也都在不同时间节点为丈夫提出过正确的建议。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李渊和李世民都认为皇后对自己的政治建言能弥补自己的缺漏。再之李治本人是非常尊敬长孙皇后的，在长孙皇后去世后，李治“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在祖母、母亲事迹的感染下，李治继位后，定然也期冀自己的皇后可以承担窦皇后、长孙皇后那样的隐性政治功能。
三、战友关系经历“波折”的考验
武则天比王皇后更符合李治对于皇后角色的要求：可以在政治上给予帮助的贤内助。武后成长起来后确实在政治上给予高宗不少帮助。一方面，在高宗身体状况欠佳的情况下，夫妻协作主持朝政，不放松对国家更高权力的掌控；另一方面，以皇后身份上表，为高宗提供更多的政治选择。
这种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更多的是在政治上为高宗保驾护航，确保其政治稳固。当然二人的战友关系也经历过一些被看似“波折”的考验，包括：上官仪于麟德元年被下狱处死，被看做是二人矛盾的表现；武后嫉妒其侄女贺兰氏得宠，在乾封元年借武惟良、武怀运献食之际毒死贺兰氏。
四、虽产生矛盾，却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战友关系
二人真正可能产生矛盾恐怕是由于高宗宠幸韩国夫人之女贺兰氏。贺兰氏年轻貌美“颇承恩宠。则天意欲除之”，通过投毒将其杀死，可后来处理的人员却是先死的武惟良、武怀运。此事件性质类似于永徽年间高宗欲强硬册封武昭仪为宸妃，两个事件皆是由皇帝对后宫个别妃子的宠爱引发的。
区别在于贺兰氏之死对皇权冲击不大，远比不上永徽年间提高武昭仪地位对皇权复兴的意义。此事对高宗武后战友关系究竟是否产生影响，限于史料所限，目前无法得知。
但从上元元年，天后上表“建言十二事”被高宗采纳以及上元二年高宗欲令天后摄知国政的举动来看，二者的战友关系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在身体状况变坏时，高宗还是希望以了解熟悉自己为政理念、能力出众的武后来掌舵唐朝。
五、总结
其实，不管是和谁做到对立，还是战友关系，两种观点皆是后世史家梳理了高宗朝的不同政治事件，在对大量历史记载分析后得出的不同结论。小编认为，欲要探究高宗、武后之关系，必须要把高、武之关系放到彼时的大环境去考虑。
通过梳理永徽元年到上元年间，事关高宗与武后的政治事件，理清政治事件背后的涵义，分清高宗、武后在政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相对准确的勾划出高宗武后关系发展的脉络，确定建言十二事提出时高宗武后的关系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