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年轻的皇帝都斗不过太后呢？
读中国历史，尤其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我们总会有这样一种印象，皇帝的位置不好坐，每时每刻都有人惦记着你的龙椅。作为一国之君主，稍有不慎，就会变成他人掌中之傀儡。这个“他人”就很多了，包括宦官、权臣，乃至于后宫。
但是话也说回来了，无论宦官和权臣有多大能耐，只要皇帝本人不是酒囊饭袋，就总有办法将其各个击破，比如年轻的康熙皇帝打倒了权倾天下的鳌拜。因为在古代，由君臣大义所限定的一整套政治文化秩序中，宦官与权臣试图控制皇帝本人的行为，本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皇帝如果措置得当，还是可以保住皇帝的宝座与尊严。
但是，有一种势力对于皇帝的影响，是任何皇帝都难以克服的，这就是皇帝的母亲。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生母，比如慈禧太后就是光绪皇帝的大姨。为了方便，我们将她们统称为太后。
01 皇帝背后的隐形君主
太后成为皇帝背后的隐形君主，翻开史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先看汉朝，汉高帝刘邦死后，年轻的惠帝暗弱，朝政的核心权力很快为吕后所把持，刘氏子弟虽然在地方当藩王，又有军队，但也不敢轻举妄动。至于朝廷中的开国元老萧何、曹参、陈平等，更是缄默不语，偶尔老将王陵出来发几句牢骚，也被吕后借助皇帝的命令所夺权罢官。
至于惠帝本人，更因亲眼目睹吕后迫害情敌戚夫人与其子的残忍举措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吕后，也因此成为了继刘邦之后在朝堂上说一不二的隐形君主。
吕后干政以后，在北魏又出现了一个冯太后摄政。冯太后本为北燕贵族之后，是拓跋氏的阶下囚，战利品。因为出身卑贱，导致其始终有着严重的不安全感，当她成功问鼎权力巅峰之后，她便把献文帝、孝文帝等玩弄于鼓掌之中。纵使孝文帝有勇有谋，也不得不等到她死后，才敢无所顾忌的处理国家大事。
唐代，武则天在自己的丈夫唐高宗驾崩后，临朝称制，先后控制着唐中宗、唐睿宗两个皇帝。后来她觉得仅仅是控制自己的皇帝儿子太不过瘾了，于是她干脆把自己的儿子废了，自己当上了皇帝。当然，她也做过一些形象工程，显得自己对权力没有什么欲望。
668年正月，武则天下诏还政于李旦，李旦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她的让位没有诚意可言。于是李旦“奉表固让”，武则天仍临朝称制。
告别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我们再来看看被后世人誉为“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黄金时代——宋朝，竟然也出现了太后临朝称制的现象。宋神宗死后，高太后趁哲宗年幼，得以掌握权柄，并将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一干人召回主政。随着哲宗的长大， 他也和父亲一样，对保守势力生出不满，可是碍于高太后颜面，哲宗也未敢改弦易辙。所以太后在宋代政治中的地位，同样是难以撼动的，就算是皇帝本人也不行。
清代的慈禧太后，同武则天称帝一样，都是为世人所熟知的太后干政并达到权力顶峰的重要时期。她先是把控朝政，让自己的儿子同治皇帝始终处于压抑的状态。当同治皇帝得病去世之后，她又违反祖制，坚持从同治皇帝的同辈中选人当新皇帝。
因为当太皇太后，跟皇帝之间差了两个辈分，不方便垂帘听政。如果继续当太后，就可以继续控制新皇帝。在她的如意算盘之下，她选了自己妹妹的儿子，即后来的光绪皇帝作为同治皇帝的接班人。
光绪皇帝刚入宫时，还是个吃奶的婴儿。因此慈禧太后可以名正言顺的“帮助”他把控朝政，君临天下。然而，当光绪皇帝成年后，慈禧太后迫于朝野上下要求她归政的压力，只得暂时去颐和园住，把国家大权交还给光绪皇帝。当然，这种归政只是形象工程，事实上，她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盯着紫禁城里发生的一切，随时准备打压气血方刚的皇帝。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光绪帝任用康有为等维新派实施变法。为此，他果断撤掉了礼部四堂官之职，还把李鸿章驱逐出总理衙门。结果，光绪初尝到运用权力的快乐，就迅速被西太后的戊戌政变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日后，光绪被囚禁于瀛台，连心爱的女人珍妃都被慈禧暗中派人推入井中杀死，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是窝囊极了。而太后在对皇帝斗争中的绝对优势这一规律，也得到了反复应验。
02 太后占领伦理道德制高点
说了这么多，咱们就得总结一下了，为什么皇帝永远斗不过太后呢？或者说，即便能斗过，也得等到太后驾鹤西去才能勉强重塑皇帝权威。而且就算是太后肉体陨灭，皇帝的决策也未能偏离太后干政时代所确定的发展轨道，例如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一以贯之的汉化改革。我们不禁要追问，导致这种皇权不振的原因何在？
原因主要有两点，之一，太后再心狠手辣，独断专行，可除了武则天外，吕后、冯太后、西太后等始终未直接走到宫廷政治的前台，而是始终躲在权力斗争的幕布之后，对皇帝进行遥控。这实际上就维持了一种太后与皇帝乃至于朝官之间的平衡。通俗的讲，皇家的颜面至少是保住了。
不过，要是有人攻击太后干政该怎么办呢？这是否会撼动太后的地位，乃至于改变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力量对比。答案是否定的。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太后能够干预政治运行，其所依赖的，正是身为皇帝母亲的角色，而不是女性的角色。
母亲的角色，属于一种道德伦理上的制高点，而掌握了这样一个制高点，便使得其对政事的参与显得名正言顺。“咋滴啦，我儿子当皇帝年幼，缺乏经验，老身帮助他来管理国家不行吗？”。
按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中国古代的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古人以孝道治天下，皇帝不得不为天下臣民做出表率，只有这样，全国的风俗才能更加醇厚，才能弥补帝国在国家治理中技术上的不足。
因此，皇帝对于太后的专横霸道，自己很难做出反抗。即使反抗成功，自己也会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而臣子们也在这种伦理道德的压力下，仅能赞颂专权的太后“母仪天下”，而不敢说三道四。更何况他们自己也常常面临孝道方面的压力，比如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就曾被其他文官弹劾，说他没有尽守孝道，因此他不配做首辅。
近几年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太后干政能够成功，与其所处文化环境中男尊女卑意识的淡漠有关。例如唐王朝的缔造者关陇集团深受鲜卑文化影响，对中原地区的伦理纲常并不看重，即使是在玄宗时期，依然会出现皇帝将儿媳妇立为皇后的骇人听闻的事情。武则天一介女流干政，似乎也并不稀奇。
但是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文化背景与实际的政治斗争之间，并无必然直接联系。否则，为什么唐代，甚至是整个古代社会仅有武则天一个女皇帝，而试图效法前者的韦后与太平公主等却难以被文官集团所接纳，最终统统败在唐玄宗李隆基之下呢？
因此，武则天等能够在权力斗争中压倒皇帝，乃至于吞噬前者的政治生存空间，其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她的太后身份与丰富的政治经验，而非性别那么简单。
03 太后政治才能异于常人
太后能够在权力博弈中保持对皇帝的优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太后本人政治经验丰富，你看吕后干政时期，整情敌戚夫人的手段是残忍了些，但她能够控制理智，不把这样一种感性带进国家政治中来，反而始终不渝地遵循老皇帝定下的无为而治治国方针。
面对匈奴单于露骨的羞辱，吕后虽然恼怒异常，但也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从客观实力对比出发，去韬光养晦，而不轻易启战端。因此，在吕后干政的时代，西汉王朝经济发展迅速，虽然匈奴扰边之事仍有发生，但社会整体发展势头却是蒸蒸日上的，这也为后来的文景之治与武帝时期开疆拓土的事业，开了一个好头。
至于素来被后人妖魔化的慈禧太后，其政治能力，更是不可低估。慈禧干政时期先后提拔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名臣理政，并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处置自由。一大批洋务企业与新式军队建立起来，缔造出中兴的气象。
庚子国变后，西太后吸取教训，支持地方督抚开展新政，派留学生、废科举、裁撤冗余机构人员等措施，都是维新党人当年想做却无法做到的。所以对待慈禧，不仅应该看到他的保守性一面，更应看到她懂得审时度势进行改革与知人善任的一面。这种政治素养，正是他能够压制光绪，也摄政四十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