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御医有多难？说错一句话就是杀身之祸
杜钟骏是晚清的一名候补知县，号称擅长医道，被举荐入宫给光绪看病。后来他留下一篇回忆文章《德宗请脉记》，里面说，自己在诊病前已深知慈禧和光绪的忌讳，“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所以要避开这两点。
在给皇帝看病这件事上，讳疾忌医其实只是小事，最要紧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脑袋和前程。
唐朝某些皇帝很喜欢杀医生。唐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病故，参与医治的二十余名医官被杀，还株连了他们的三百多位宗亲。出面反对的大臣温璋因被革职而服毒自杀，还被皇帝唾骂“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明朝皇帝也很喜欢杀医生。明仁宗朱高炽做太子时，其妃张氏长达10个月没来例假，御医会诊后一致认为她怀孕了。只有一位叫盛寅的医生说她没怀孕，而是患了某种疾病，并开了一服被御医认为可能导致堕胎的“禁药”。后来张氏病情加重，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盛寅的药方。但在试药前，朱高炽已命人将盛寅抓了起来，以致他的家人忧心如焚，担心全家会被“磔死”。盛寅被关了三天，朱高炽见张氏吃药后没死，才放他回家。吓尿了的盛寅想方设法离开皇家，调去南京工作。
而嘉靖年间的御医许绅，是直接被吓死的。“壬寅宫变”时，嘉靖差点被饱受他摧残的宫女勒死，许绅奉命急救，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嘉靖前脚封赏许绅为太子太保，后脚许绅就死了。在遗言里，许绅明言自己死于“惊悸”。
杜钟骏入宫给光绪治病，倒不必担心吓尿或吓死，因为当时杀医生已被公认为一件极不文明、极不体面的事。御医需要担忧的是自己的前程—之前同治死时，御医李德立等人均被“革职戴罪当差”；光绪与慈禧死后，御医张仲元等人也被革了职。
为规避皇权的惩罚，历代御医都练就了一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高超本领。他们热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真正治病之药；热衷于用“慢治”卸责，而讳言药到病除；热衷于随大流，绝不发表独到见解，如此就可处在“法不责众”的安全位置。这些才是御医必修的核心职业技能，而非医术。
皇帝当然也不傻。为防御医的套路，晚清朝廷发明了“轮诊制度”，以若干天为一周期，每天让一名医生前来诊病，并让他单独写出自己的诊断意见和药方，不许他们彼此交流，最后由皇帝和大臣来判断谁的诊断和药方是可信的。杜钟骏虽不是御医，但也被安排与其他被举荐的医生一起参加“轮诊”。他很不理解这种做法，对内务府大臣说：“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
大概是懒得跟这些“民间名医”解释，内务府的回复很简单—皇宫制度一向如此。杜钟骏大约也能明白，这种制度是皇室为防被医生联合蒙蔽而专门设置的，结果往往是：诊断的虽是同一个病人，但有多少医生就会出现多少病名和药方，继而使参与诊断的医生陷入被动。
为求自保，杜钟骏从宫里出来，又去找了工部尚书陆润庠，说：“六天才允许我进宫开一个药方，还不许我们互相交流，哪有这么治病的？如果将来治不好皇上的病，究竟是谁的过错？”陆润庠的回复与内务府如出一辙—不要想太多，宫里的事一向如此。
杜钟骏对“轮诊制度”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轮诊制度”走到最后，相当于将判断药方好坏的决定权交给了皇帝、太后及大臣等非专业人士。
1880年，号称“名医”的马文植受诏入宫给慈禧诊脉，开的药方就是先“呈内大臣、诸侍医看过”，再“进呈皇太后御览”，然后由李莲英传旨给众大臣，说太后觉得马文植拟的药方也不错，要他们商议一下，是继续服用御医之前开的药方，还是改服马文植开的新药方。大臣们不傻，自然不肯表达任何有倾向性的意见，集体回奏说：“我们啥也不懂，还是请老佛爷决定吃哪种药吧。”慈禧没办法，只好自己圣裁，很“机智”地将御医和马文植融为一体—用御医的药方，但得让马文植主笔。
对御医的不信任，和御医对专业决策权的让渡，发展到极致，往往会变成皇帝自己出手更改药方，慈禧和光绪都干过这事。慈禧曾将薛宝田拟定药方里的“续断”改为“当归”。光绪常改御医开的药方，比如往里面加乳香、紫花地丁、白芷，或圈掉杜仲和菟丝子，有时还会直接下旨对御医进行业务指导，教他们怎么玩“君臣相佐”。
“皇帝自己开药方”这事也见于欧洲。
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常年受痛风困扰，又常暴饮暴食，他觉得宫廷医生都是无能之辈，所以更愿尝试民间偏方。安德雷亚斯·维萨里(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任宫廷医生期间，查理五世迷上一种叫“菝葜”的草药，不但强迫维萨里将之放入药方，还宣称该草药在治疗痛风方面有奇效。维萨里不信个案，也不愿糊弄过去。他在诸多痛风患者身上试验后，否定了查理五世的主观感受，认为他的痛风有所好转是控制饮食所致，与菝葜毫无关系。
但查理五世更愿相信自己，让人调查维萨里，看他究竟是不是包藏祸心的“宗教异端”—在那个时代，被扣上“宗教异端”的帽子是有可能被烧死的。万幸的是，维萨里在言论方面十分谨慎，教廷什么也没查到。
然而，若让皇帝撤去“轮诊制度”，听任医生互相交流，其结果大概率又会变成一场糊弄。
杜钟骏在《德宗请脉记》里说，他们六位民间医生被举荐进京一段时间后，光绪有次下旨，让他们合拟一个“可以常服之方”，且给出五天商议的时间。六人接旨后，推举年龄更大的陈秉钧主笔。陈秉钧拟的药方会凸显御医之前开的药方有问题，众人都不赞成。杜钟骏还对其他五个人说：你们要是觉得自己能治好皇上的病，那不妨批评御医的药方；否则还是不要说的好，会得罪人。然后，众人照杜钟骏的主意，保留了陈秉钧的药方的头尾，将中间部分改了，使人看不出是在“明言”御医之前开的药方有问题。而杜钟骏自己拟的药方，根本就没拿出来给众人讨论。
对参与药方商议的杜钟骏来说，不得罪御医、不用自己的药方为底稿进行讨论，比御医们的药方是否正确、自己的药方是否更好，要重要得多。
如此这般，皇帝与他的医生就陷入漫长的僵局。皇帝不信任医生，医生也不敢给皇帝提供关于疾病的独立见解。双方不再是简单的医患关系，更像在玩一种两败俱伤的攻防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