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即,为什么突然求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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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自成农民军迫近北京,大明王朝崩溃在即的历史关头,“李自成求招安”这事,是个叫好些后人连呼“难理解”的事儿。
以《甲申传信录》等史料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已经兵临北京城的“大顺皇帝”李自成,派太监杜勋(原崇祯的心腹太监)来找崇祯帝“议和”,带来了叫崇祯君臣都不敢信的条件——“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金银百万,退守河南。”攻破北京在即,“大顺皇帝”李自成竟然在“求招安”?
这就好比,李自成的大刀片子已经架在崇祯脖子上了,却见这位“闯王”突然屈膝一跪,抱着刀冲着崇祯大呼:“只要皇上您封俺为王给俺俩钱,俺立马就不打了”。如此操作,乍一看去像脑子短路,但放李自成身上,他确实是真心的。
因为“大顺皇帝”李自成很明白:麾下这支数十万规模的农民军,到底是什么斤两。
比起刘邦、窦建德甚至朱元璋等“农民起义前辈”来,李自成一个很重要的差距,就是没有实现农民军战斗力的“升级”。虽然“东征”北京的农民军,也配备了大量的战马与火器,其“老营”的战斗力也十分凶悍。但跟真正的强手比起来,那就现了形:攻打代州时,李自成遭到了明军名将周遇吉的浴血抵抗,在兵力比周遇吉多十多倍的优势下,双方死磕十多天,恶战从代州打到宁武关,李自成虽然艰难拿下宁武关,伤亡却也十分惨重。
如此恶战,也让当时的李自成心惊,连呼“宁武虽破,受创已深”。想想宁武关前面,还有宣府大同等坚城,外加数十万明军,倘若都像周遇吉这样狠打,自己哪有半点胜算?“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可就在李自成想跑回陕西老家时,大同总兵姜瓖等人却跑来送大礼了。这些大明的“忠臣良将”们一炮没打,就把宣府大同等重镇“白送”给了李自成,这才叫李自成壮起胆子,继续朝着北京进发。
一个周遇吉,就差点叫李自成半路放弃,更何况杀到北京城下,面对一座已经276年没人攻破的“超级城市”北京。这位“大顺皇帝”,怎能不心里发虚?
同样叫李自成发虚的,更有这支“大顺军队”的内部结构。别看已经开基建国,可和当年的“汉军”“明军”等劲旅不同。李自成的“大顺军”,基本都是各路农民军队伍拼凑起来的。好些队伍基本都是独立的,他这个“大顺皇帝”只是个名义上的头。这样的队伍,顺利的时候滚雪球般壮大,但一旦受挫,“散”起来也是稀里哗啦。
比如就在李自成“建国”前的郏县大战里,面对明末战将孙传庭,兵力绝对优势的李自成再次惨败,还差点被孙传庭抓了俘虏。好不容易撤回大本营襄城,李自成麾下的几位“好弟兄”却是动了小心思,竟盘算着绑了李自成找孙传庭投降,幸亏李自成反应迅速,给几位“好弟兄”拍胸脯保证“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这才把队伍稳下来。如果不是崇祯帝在后面瞎指挥,打乱孙传庭全盘部署,这场大战的走向,真心难说。
而待到后来李自成拿下北京后,他的各位“老兄弟”刘宗敏等人也是进了北京就放飞,到处连打带抢。如此活剧,作为“大顺皇帝”的李自成也看不下去,可他也只能好声好气求刘宗敏收敛一点,却被刘宗敏一声回怼“皇帝之威归汝,拷掠之威归我”——你当你的皇帝我抢我的钱,咱谁都别给谁找不痛快!
如此“没话语权”的“皇帝”,也恰恰印证了“李自成团队”的本质:哪怕“巅峰时代”,也只是个凝聚力有限的“草台班子”。
这样的“草台班子”,一旦攻击北京受挫,那肯定是说垮就垮,先前拿到的一切,分分钟就要输精光。正是如此现实,才叫李自成做出选择:不如先谈一谈,如果能“封王”,那“不打”也是赚大了,倘若崇祯死硬到底?那再打也不迟!“求招安”这事儿看似魔幻,仔细一看却是很合理。
但当时的李自成并不知道,虽然他自己是个草台班子,但北京城里的崇祯帝,已经成了空架子。
经过多年如一日的“两线作战”,外加崇祯帝始终没进步的瞎折腾。李自成兵临北京时,明王朝早已离心离德。能指望上的名将,比如卢象升孙传庭等“苦手”,基本是前后脚被崇祯帝坑死。至于满朝的文武?也都是各有各的算盘:李自成迫近北京前,各位官员就忙着向南方转移财产家属,“大小车辆络绎而出国门”。留守的大臣们,也是“士大夫相见,唯唯否否”,都是混一天是一天。
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崇祯帝身边的太监们。崇祯在位十七年,“扩招”最多的就是太监,前后增招了一万多人,满以为可以让这些奴才“保卫江山社稷”。可大难临头时,更先尿裤子的也是这群太监。比如被李自成派来“议和”的杜勋,就曾是崇祯非常信用的太监,却是说卖就卖。北京城里的太监,也是一个个撒泼打滚。甚至守卫北京时,士兵们饿着肚子守城,太监们却一个个在城头摆宴席喝酒——亡国在即,却还在抖威风。
身边都是这么一帮人,当时的崇祯,也真是虚到家了。
那既然“虚”成这样,李自成的“求招安”,不也恰是崇祯最需要的?倘若崇祯能答应,大明朝能活多久难说,但起码眼前还是能续命,却为何又被崇祯拒绝呢?首先,死到临头的崇祯还是老样子,凡事不肯担责,一定要大臣们来担责。“议和”这么大的事儿,他也必须要让大臣们先开头同意。可留守在他身边的魏藻德等阁臣,也都是些偷奸耍滑之徒,只会“默然不答”。他“默然”,崇祯也不肯担,这事儿就只能“默然”了。
而且崇祯帝还有一个苦衷,让自己答应议和容易,给李自成“封个王”也没啥,可他要的一百万两白银从哪摸呢?北京城破前,崇祯腰包里就剩了二十多万两白银,还被太监们给分光了。大臣们呢?都还惦记着崇祯那传说中很丰厚的“内帑”(皇帝的私人财产),北京城破前,大臣黄国琦还疾呼崇祯“搜刮内帑,以供外用”。在他们看来,反正崇祯有钱,“安抚”李自成的前,当然该崇祯出。
以《崇祯遗录》的形容,其实崇祯登基后,明朝内外战事不断,很多都是“内帑”买单。丰厚的“内帑”早就用光了,以至于崇祯不得不把皇宫里的银器都拿出去铸钱,到了北京城破前,皇宫里真是没几个钱。以这个意义说,崇祯“瞎指挥”“不负责任”不假,但以“花钱”来说,他比好些“名臣名将”,都是负责得多。
所以说,自己既不肯担责,又摊上一群不肯担责的大臣,外加“担责”了也做不到。李自成的“求招安”,对于崇祯帝来说,就是一场空欢喜。无论重来多少遍,他都是这样的抉择。所谓崇祯与李自成的对决,其实就是“空架子”对“草台班子”,大明的命运,乃至接下来中国历史的命运,其实都没了悬念。
抛开这期间的,王朝更迭的恩恩怨怨,内里的这些细节,却也有着多少超越历史的回味,值得深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