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到底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为何会背负上亡国的骂名？
王安石为何会背负骂名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历史网小编告诉你。
《周易·系辞》中说道一合一辟谓之变。门的开开合合是变化，月的阴晴圆缺是变化，海的潮起潮落也是变化。穷则变，变则通，从理论上说，懂得变通会让事情出现转机，然而一旦牵涉政治，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或改革，从战国时的吴起变法，至清末的戊戌变法，虽鲜有成功，但没有哪一次变法像王安石变法那样背负上了亡国的骂名。
安石乱天下，果真如此？
王安石变法始于熙宁二年，终于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又称熙宁变法。该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算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据史料记载，在变法当年，慈圣、宣仁二位太后泪流满目，对着宋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于是，这位应该算是整个宋代最有改革干劲的皇帝宋神宗，开始犹豫了，因此王安石变法在神宗期间并未得到较高的赞誉。
王安石得到的更高赞誉，是宋徽宗在位期间，那时候，各地起义接连不断，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梁山好汉起义。这个时候，王安石变法早已被其继任者、反对者、曾经的朋友——司马光彻底推翻，但宋徽宗还是肯定了王安石变法所做的改变。
可惜好景不长，宋徽宗的儿子宋钦宗继位，在位后不久，便再一次推翻了王安石，于是，此后的第二年，北宋灭亡。安石乱天下此时似乎得到了印证。
那么，王安石究竟做了什么？
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值得肯定的，比如——青苗法。他用现在主流的金融手段——借贷，来支持农业的发展。后世对青苗法的争论较为激烈，到了南宋甚至有许多人对它做出尖锐批评。
当时北宋的官方利息是每半年20%~30%，一年的利息就是40%~60%，乍一看，利息的确偏高。但是，当时民间借贷的利息是100%~300%，是官方借贷的好几倍。
这样看来，青苗法应当得到支持才对，为何却落得这样一个评价？这是因为有些地方官员会强制农民借贷，而我国古代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农民们不愿意冒险，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再加上后来官方借贷利息的提高，并没有帮助到农民有本金发展农业生产。
表面是三冗造成北宋颓败，实际上是农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造成这种结果并非王安石的本意，他的本意是想通过官方借贷来 *** 民间借贷，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只是在那时的社会制度之下，每个人都想从社会运作中分一杯羹，所以官府借贷出现之前，民间借贷才如此繁荣。
而王安石通过官方借贷抑制民间借贷，触动了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青苗法受到地主阶级的阻挠，进而压迫农民，百姓哀鸿遍野，王安石只得背上了千夫所指的骂名。
前面我们分析过，王安石是想削减地主的利益，还富于民、还富于国。但是他却忘了，皇帝才是当时更大的地主，是王安石变法的更大阻力，他想改变农民的现状，就必须迈过皇帝这座大山，但是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
日渐腐烂的根无法挖去，无论做什么，都是徒劳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症结就在这里。宋神宗或许也已发现，但是那又能怎样呢？因为他就是腐烂的其中一环，他无力改变现状，更不能亲手推翻自己。
现如今我们提起北宋，更倾向于用三冗描述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实此言差矣！三冗只是表面的东西，虽说冗兵、冗官、冗费增加了国库的支出，但是若国库充盈，北宋可以负担得起。况且三冗在某种程度上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吃饭和就业问题。
只有农业才是国家之本，所有的问题，最后都会归结为田，要想解决农民的问题，就要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因此，王安石变法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当中，地主阶级不愿意削减自身利益，农民没钱种地，变法如何谈得上成功？国家如何繁荣安定？
除此之外，王安石变法还牵扯到了严重的党派竞争问题。
党派斗争动摇国家根基
王安石变法开始之后，参加变法的官员被称作新党，不参加变法的官员是旧党，这在客观上已经破坏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平衡。在此之前，也有党派之间的争斗，但也都围绕着一条共识展开：不管哪一派当权，都不能打击报复，要容忍反对的声音，但是王安石所代表的新党破坏了这个规矩。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统统赶出京城，这并不是王安石的道德问题，而是出于民族大义的考量。他首先效忠的是这个国家，其次才是这个政权。但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新党处处针对旧党是为了保证变法能够落实，但是旧党往往是出于报复心理，在重回高位后，又将新党统统赶出京城。两派斗争乐此不疲，将北宋内部搅得乌烟瘴气。
党争在此后的政权中愈演愈烈，终于成为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新旧两党，有很显著的差别，新党注重办事效率；而旧党看重道德、爱说空话、假话；新党比较听皇帝的话，而旧党爱批评皇帝，颇有倚老卖老之势。
这其实是由新旧两党的背景造成的差异，新党只是依靠王安石，才逐步走入政治舞台，是政治新秀；而旧党却已存在千年，势力根深蒂固，不可撼动，已有大片土地在握，属于既得利益者。
那么新旧两党的分歧为何这么大呢？当然是因为新党的变法政策触动了旧党的利益，所以才会极力反对。但是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新党作为新秀，势力不大，易于控制，因此有了上文提到的一幕：在宋徽宗年间，他重用新党，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功劳，但俨然已无用。
因此，王安石变法，无论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看，还是思想建设角度来思考，都无益于北宋王朝的发展。前者无法撼动根本，终是无用；后者开启了激烈党争的先河，使文官作为行政主力日渐腐朽，最终烂到了骨头里。
但是，王安石这个人是幸福的。
《庄子》中曾说，列子达到物我两合一的状态才是终极幸福之所在。所以王安石是幸福的，因为他不管得罪了多少人，如苏轼因他葬送了一生的仕途，被贬多次郁郁而终；司马光与他从好友知己到头号反对者。到后来，王安石甚至背负上了亡国、乱天下的骂名，但不论改革阻力有多大，批评者的声音有多尖锐，王安石依然能不忘初心，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
王安石是心怀巨大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绝非以个人利益得失作为改革的基点，这在本质上就与后来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
从实现人生理想这一点来说，他比绝大多数一生襟报未曾开的仁人志士幸运。王安石有机会，他的改革从后世角度来看是成功的，这大概就是生命力。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的变法又显出了巨大的局限性。他性格上的执拗以及无法真正撼动社会本质的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变法之路，道阻且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