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读书改变命运 宋朝科举为什么会出现榜下捉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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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一般来说30岁左右还没结婚的被称为“剩男”“剩女”,当然,这种现象早已不稀奇。
而在没有所谓生活压力以及晚婚潮流的宋代,同样有不少“剩男”,相对于当时正常情况下十七八岁就成家生子,许多男子过了适婚年龄却依然没有结婚,成了“剩男”。
这类男子以读书人居多,因为,“读书改变命运”啊。本来十七八岁就要步入婚姻生活的,但一些有志青年偏偏要执着于功名。
宋代科举制度的公平与录取人数增多
科举制兴起于隋代,到宋代逐渐发展完善。大宋 *** 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再现,重文轻武,以文人治国。因此官吏的需求量大增,而科举取士是选拔官吏的重要 *** ,宋代的科举制已经相当规范与公平了。
如:不准在朝官员推荐考生应试;对试卷实行“糊名”“誊录”,防止作弊;主考官临时差遣,年年更换,并实行“锁院”法,即主考官在考试前,就会被困在贡院,不得与外界联系。
宋代科举考试进士录取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北宋开国之初,科举录取人数和隋唐时期差不多,太祖时候每举进士大概就只有一二十人。后来随着统治阶层的需要与科举制度的完善,自太宗始,科举考试和录取人数便逐步增加,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录取人数就开始达到每举一二百左右,而诸科的录取人数则更多。
为了提升士子的荣耀感,加强忠诚度,北宋科举殿试结果出来之后,不仅要发榜,合格进士还需要集于殿试之所接受皇帝的临轩唱名的仪式,这种仪式又称“唱第”或“传胪”。
雍熙二年首次唱名仪式举行时,正奏名进士有“梁颢已下一百七十九人”,梁颢为状元,也就是说一共180人,太宗“按名一一呼之,面赐及第。”
后来随着录取人数增加,真宗时,进士榜分为三甲五等,一甲(之一、二等)赐及第,二甲(第三等)赐出身,三甲(第四、五等)赐同出身。
此后,在科举录取人数骤增的情况下,皇帝逐一呼名赐第工作量太大。北宋中期后的唱名,一般是皇帝临轩呼出前三名姓名并叩问其乡贯等事后,随后由宰相和中书侍郎按甲次呼余下进士姓名,再由军头司卫士高声传呼入殿内,按甲次赐予及第、出身或同出身。
录取人数的增多,让许多下层读书人看到希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大量读书人通过这一途径进入统治机构。像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出身都是比较低的,后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宋代官户的“特权”对社会各阶层的吸引力
在宋代科举进士及第就意味着可以做官了(唐代科举及第后还要参加吏部选官考试)。而成为官户,就代表进入了新的阶层。并且在宋代,为了加强官员的忠诚度,官户享有很大的特权,优厚的俸禄自不必说。
除此之外,官户还拥有一些“特权”:
在政治上,高中级官僚可以通过“恩荫”帮助子孙、亲属步入仕途;官户犯罪可以减刑或赎刑,甚至可以去官免罪(即“官当”)。
在经济上,官户可以免去差役和劳役,交税时可免支移、折变。
在文化上,按官品高低,官僚子弟可以入不同的学校,享受特殊的教育。
可见,宋代官员待遇还是相当诱人的。
既然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高中名额相对于参与人数还是有限的,因此赶考走仕途是许多学子的终极目标。苦读求取功名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许多大龄未婚青年,但是一朝得中,这些问题会很快迎刃而解。
一朝考中进士,啥都能配齐,为考科举耽误结婚算什么。
有宋真宗赵恒诗为证:
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皇帝的话自然一言九鼎,这些诗句句属实。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丝毫不夸张。
新科状元很受欢迎,没错,说的正是在婚恋市场很抢手。
根据《古今笑史》:“唐人榜下择婿,号脔(音同‘峦’)婿。”热乎的新进士名单刚出炉,王亲贵胄们就急着从中物色女婿,即“榜下捉婿”。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普遍了,不仅是高官显贵们及时到科举榜下抢“女婿”,许多富豪乡绅争着与他们联姻。
除了前文提到的官户“特权”导致新科进士抢手之外,还要考虑到,宋代门阀制度已经消亡,要想长久显贵,还须借助科举的力量。与豪门望族联姻并非就是更优的选择,攀上科举及第者也是稳赚不赔的打算。
从“榜下捉婿”也可窥见当时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正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下层读书人因此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女嫁士人”同样成为当时的潮流。
高邮富商徐成甫,“金钱邸第甲于一乡”,将女儿嫁给同乡士子秦观,并感叹说:“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
“女嫁士人”甚至成为家训,如南宋刘克庄就以“男传家学,女嫁士人”为家训。
达官显贵与富豪乡绅积极向进士们抛出橄榄枝
达官显贵们在张榜唱名日摩拳擦掌、围观择婿。可以说,这类女婿与岳丈家族是互利的,显贵之家注入了新生的力量,而青年进士成为宰相或其他显贵的女婿,进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北宋宰相晏殊的女婿是宏词科出身的富弼,后来官至宰执的富弼的女婿又是连中三元的冯京。
冯京于宋仁宗皇佑元年中状元,年轻未婚,又风度翩翩,很快成了热门女婿候选人。
甚至引起仁宗张皇后的伯父张尧佐,假传圣旨,又以财富相诱。还有位外戚张耆更加丧心病狂,不仅送大礼,而且带领手下对冯京进行围堵,软硬兼施。不过冯京都拒绝了,他选择做富弼的女婿,后来官至参知政事。
王拱辰与欧阳修是“同一届”考生,后来阴差阳错地都做了参知政事薛奎的女婿。王拱辰妻死,薛奎又把小女嫁给他,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嘴贱的欧阳修就戏言:“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还有一些人怕当天抢不到,就提前预约,即选择一些尚未及第的举人做婿。当然,这需要很好的眼光。宰相李沆看中王沂公的才华,并断定他日后定能高中,于是定他为婿,后来王沂公“唱名果在之一”。
《吾辈宋朝猫》版榜下抓婿
富豪乡绅们“榜下捉婿”的阵势丝毫不弱于那些达官显贵。一些富商为拉拢新科进士,不惜重金。宋人笔记《萍州可谈》中有:“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做我家女婿吗?会得到很多钱的那种!
商人争与士人联姻,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商业与士、农、工业等一样,成为社会的“本业”,商人与士、农、工一样取得了“齐民”的资格,成为封建国家法定的“四民”之一。
但是与官户相比,商人的社会地位仍然比较低,且长期的社会偏见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许多人对商人依然轻视。
以及宋代统治者在长时间都在抑制商品经济发展。对商户的扣税比较多,并且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 *** 还对盐、茶、酒、香药等重要商品实行专卖,严重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商人们与官僚联姻,就可以获取免税权或偷税、漏税,或者得到一些专卖商品。
但是商人与世家大族联姻还是有难度的,而未来的官僚——科举及第者羽翼未丰,需要资助,结为姻亲的可能性较大。
且商人嫁女往往嫁奁丰厚,从万缗到千缗不等,这对于士人们来说是不小的诱惑。饶州安仁书生连少连,被富家萧氏看中,萧家请媒人求婚,连少连却没有意愿。媒人就劝:“秀才终岁辛苦,所获几何!今萧女奁具万计,及早成婚,即日化穷薄为富豪。”
与商户联姻,对于一些寒窗苦读的士子来说,很香的选择。
“榜下捉婿”并不仅仅是闹剧
达官显贵也好,富豪乡绅也罢,必须承认,“榜下捉婿”使一些出身低下、贫困的科举及第者身价大增,婚姻上也由原来的“剩男”转为人人羡慕的豪、贵门女婿,整个人生也很快实现了逆袭。真正的“读书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虽然为求取功名,不少士子就此被“剩”了下来,但是如果中得进士,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应有的一切。“读书改变命运”,是把双刃剑。
同样地,在“榜下捉婿”风潮的影响下,登第进士为了前途会自主选择与官僚或富商联姻,有时甚至为了追名逐利而不择手段,对科举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
但“榜下捉婿”对于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宋代社会许多人的共识,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而“榜下捉婿”恰似一种“奖励机制”,不仅加大了读书的“诱惑力”,而且推动了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国子监所属学校虽日益增收学员,但仍满足不了更快增长的教育需要,而且各地生员不可能全部都来京师学习,于是州县学便应运兴盛起来。
北宋时曾三次兴学,主要就是兴州县之学。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兴学、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都是如此。宋代私人办学也兴盛起来,一些士大夫在山林名胜之地建筑书院,讲学收徒。四大书院即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很好地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凡此种种,使得宋代的文化愈加繁荣。
当然,一些商人通过与进士联姻得到社会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他们从商的积极性,从而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