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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两百多年时间真的没有修长城吗为什么说修了也没有用

中国历史5年前 (2019-06-16)190

还不知道：清朝不修长城的读者，下面历史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发生在首都镐京(今陕西西安)的著名的典故“烽火戏诸侯”就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长城修筑进入之一个 *** ，但此时修筑的长度都比较短。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连接和修缮战国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长城资源主要分布在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区市。其中，河北省境内长度2000多千米，陕西省境内长度1838千米。多数历史记载：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并且，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话说，清朝用来统一地方各藩部的手段，主要是：以德为首、恩威并加。

相对明朝来说，清朝的疆图进一步扩张，使得清朝的版图不仅囊括了北方草原地带，还西至西域，吐蕃，南至台湾。而清朝边疆的扩张，却成就了如今新中国的版图。到了乾隆时期，清朝已经实现了大一统，而明朝时“九边边镇时时边警”的局面早已烟消云散了。

正因如此，当众人提及清朝边疆政策时，多数人持有清朝不修长城的观点。因为长期以来，长城都被作为对游牧民族进行防御的工事。但是，在诸多史料记载中，我们还是发现了清朝维修长城的证据。清朝没有大规模的修筑长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已经大兴土木，修了长城。

并且，长城的全部崩塌也不会发生在一夕之间，所以，清朝也无需对长城大肆翻修。

但是，清朝期间，对长城的维修被证实是存在的，甚至，在某些时期还进行了新修。

在古时候，长城有许多称谓，比如：边墙和塞垣，而明朝主要叫边墙。至于长城的称谓来源，则是很早的时候，就诞生了。但是，明朝君臣却对本朝修长城一事十分忌讳，这原因则可以从秦始皇大兴土木，致使民不聊生的前车之鉴中，可见一斑。

然而，明朝的统治者并不愿意重蹈覆辙引起民愤，更有明清时百姓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而此前，就已有据此改编的戏曲，话本，不禁让明朝统治者更加为之忌惮。

到了清朝，皇帝更加忌讳将修长城一事公之于众：

从一方面来说，清朝皇帝不断强调明朝修长城，是搜刮民脂民膏，耗费百姓劳动成果的无用之举，是明朝君臣“视野短促”的表现(无德)；

而另一方面，清朝皇帝则是反复宣扬自己不修长城，反而把藩部作为屏藩的政策，更夸赞自己治理边疆的成就，不但远超明朝，甚至，可与汉唐比肩。

例如：康熙三十年，康熙巡幸塞外，他提及：“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也。”康熙的这段话，显然并没有夸大，漠北蒙古归附清朝一事，正彰显了康熙的“德”。然而，令人疑虑的是，仅仅依靠“德”，恐怕还远远不能够制服所有的藩部。

所以，有学者持有“清朝对边疆地区控制的程度如何，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观点。的确如此，没有强盛的国力和强悍的军事力量，仅仅靠德来完成统一，难度很大。所以，以德为主、恩威并施，才是清朝治边的主要特征。

具体来说，就是“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

一方面通过联姻、年班、封赏等方式，拉拢疆域外主动归附的部落，从而，确立其对清朝的臣属关系。如顺治帝曾言：“我国家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岂不休乎。”

另一方面，清朝对与清朝为敌的疆外部落给予了强硬打击，组织八旗、蒙古、绿营联军作为维护清廷绝对威信的一把利刃。又如乾隆帝所言：“夫天朝之于外番，恭顺则抚恤之，鸱张则讨灭之。”

在藩部全部归附前的清朝，皇帝也已发觉仅靠“德”，根本无法完成统一，甚至，无法使直省地区摆脱藩部的侵扰。若不是清朝统治者果断地对藩部侵扰直省的行为，严加惩治，那就只能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将自己置于守势，更加被动。

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蒙古臣服，而在此之前，青海蒙古对清朝的甘肃地区态度，其实，并不友善。顺治朝时，清朝西北边境头号心头大患，不是明朝的瓦剌，也不是清朝的漠西蒙古，恰恰是位于青海地区的蒙古诸部。

清初，甘肃地区接连不断地受到青海蒙古的侵犯。彼时，甘肃地区的稳定程度论起来，甚至，不如明末。例如：顺治十三年，清朝对厄鲁特部落的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人传令，提及：“乃数年来，尔等频犯内地，劫夺马牛，拒敌官兵，率领番夷，威胁抢掠督抚按屡经奏报，即行遣官晓谕，尔终不悛。”

另外，比如：三藩之乱、王辅臣之乱时，青海蒙古“边前犯洪崖堡，今又乘我兵进剿河东，乃拆毁关隘，袭执官吏，与官兵会战，永固城副将陈达战殁……”可以证实，甘肃地区确已成为清朝边患时时作痛的“痛处”。正因如此，清朝不得不继续使用和维修明长城，来进行对青海蒙古的防御。

康熙五年，“青海各部蠭屯祁连山，纵牧内地大草滩，声言将入宼河州、临洮、巩昌、西宁、凉州诸地，提督张勇请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筑边墙，以限内外。”这段长城在甘肃西南方向，而明代甘肃长城主要在东北方向。

到了雍正年间，青海地区发生了罗卜藏丹津之乱。这个人是固始汗的后裔，他一直都想效仿其祖父固始汗，坐上青海蒙古和 *** 联合首领的交椅。奈何当时青海蒙古已经归顺清朝，更何况，当权者也不想让他坐上青海蒙古的头把交椅。

从此，在青海蒙古一手遮天，无人辖制。

所以，罗卜藏丹津便咬着牙狠下心来决定与清朝彻底闹掰，“诱众犯边”，主动攻打了甘肃的西宁等地。但是，罗卜藏丹津的威望，并不足以号召青海蒙古诸部落，所以，到了最后，他被清朝打败，一路落荒而逃，直到漠西蒙古。

清朝此役虽说是获胜，但是，也已经对青海蒙古攻打甘肃边线的战略原因了然于心。而当务之急，便是若再不积极建筑防御工事，就难以保证下次再出现战乱时，敌人对甘肃地区的再度打击不会造成动乱。经由此事，大将军年羹尧请求在西宁的北川——边疆外上下白塔的地方，从巴尔托海到扁都口周边地方修补乃至新修边墙、构筑城堡。

后来，雍正帝批准了年羹尧的提议。

而“创修”两个字，证明了那时的清朝，不仅维修边防城墙，也会根据局势重新修建城墙。修建长城(边墙)不仅起到了隔绝作用——藩部和直省地区，并且，兼备军事作用——战时防御。

意图威胁甘肃的不仅仅是青海蒙古，漠西蒙古的野心，也已按耐不住。

趁着三藩之乱清朝捉襟见肘，难以顾及之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完成了对漠西蒙古内部的统一，并且，征服了周边哈密等地。一时间，漠西蒙古在噶尔丹治下已然已成气候，开始具备了明朝瓦剌的气势。

这时，因为哈密和甘肃的距离较近，再加上漠西蒙古部众被击败后，也已经逐渐迁徙到甘肃沿边地区，如现在的阿拉善地区，导致清朝不得不去接济救助这些背井离乡，正处于危难之中的部落。一时间，甘肃地区不仅要抵御青海蒙古的侵犯，还要管理阿拉善地区的蒙古部落预防其生乱，加之漠西蒙古军队东侵哈密并试图继续东进。所以，康熙帝不免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当时，虽然表面上漠西蒙古跟清朝呈和平态势，但是，康熙知道，噶尔丹领导下的漠西蒙古继续强大下去，极有可能发展成清朝的威胁。到了康熙十六年，甘肃提督张勇就上书：“臣等窃思噶尔丹乃北厄鲁特之酋长，兵马众多，如果兴兵，即内地亦宜严饬守汛官兵防护。”

在《秦边纪略》中，噶尔丹被比作西汉匈奴冒顿单于这样的枭雄，并记载了噶尔丹逐步统一西域诸部落的事迹，“控弦之士数十万，错杂塞下之夷，率皆顿首称臣，望风从命，呜呼可惧也已！夫远有冒顿之祸，近有门庭之寇，苟任捍御者狃于无事，不免棘门、灞上之不戒，则西陲之忧曷有已哉。”

然而，康熙帝并不是没有感受到来自噶尔丹的强大威胁，而是他必须先全力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云南昆明在清朝官兵的围攻下，终于被攻克，三藩之乱基本结束。这时，康熙帝才松了一口气，转而注意清朝的北部边疆。彼时，噶尔丹自从统一漠西蒙古后，也逐渐对更广阔的东方土地垂涎欲滴。

这两个强大的政权默默注视着彼此，蓄势待发。噶尔丹不满足于区区漠西蒙古首领之位，于是，在康熙二十七年，趁漠北蒙古内乱，他悍然出兵，侵犯东方边界，占据了漠北蒙古，一手促成了漠北蒙古的混乱局面。当时，中俄正协同分界事宜，但是，中国使臣却无法通过漠北蒙古出境，所以，最终不得已而为之，尼布楚被定为了谈判地点。

说来，这《尼布楚条约》之称的来源，也十分有趣。噶尔丹东侵，不仅占据了漠北蒙古，扩大了领地，还迫使清朝在与俄国的谈判中落入被动。

于是，清朝在条约中不得以对俄国稍作退让。

然而，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得以空出双手专心对付噶尔丹。

而此时的俄国，囿于自身利益也不敢贸然支持噶尔丹，否则，谈判所得成果将会悉数作废。康熙二十九年，漠南蒙古被入侵，噶尔丹大军可直达漠南蒙古的乌兰布统，距北京仅仅四五百里，对清朝已经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彼时，康熙帝也难以忍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于是，打算御驾亲征。

后来，清朝大炮冲开了噶尔丹的驼阵，他在乌兰布统被击败，狼狈逃走。但是，此后几年依旧在清朝北部边疆活跃，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对漠北蒙古和甘肃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而，康熙三十三年，朝廷议定大规模维修陕甘地区边墙。

当年，川陕总督佛伦接旨巡检查验陕西三边的边墙，便向康熙反映了边墙现状，以及呈上了修建计划：

“臣奉旨查阅三边，查陕西自肃镇嘉峪关北边，以至宁夏贺兰山起处，俱系土筑边墙；自贺兰山之胜金关起，至贺兰山尽之平罗营，原无边墙，以山为界……三边墙垣，历年久远，坍坏已多，若不亟为修理，必致倒废。但三边遥远，不能克期修理，勒限完工，请于明年渐次修补……从之。”

在那时，清朝维修陕西三边边墙，正是为了抵御噶尔丹的侵伐。直到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病死，战争才暂时落幕。

雍正帝继位后，清朝的西北边患依旧，他秉承父亲统一的遗志，决定西征漠西蒙古，将军队一分为二，分别分为北、西两路大军。而这时的漠西蒙古，军事力量强悍，人心看齐，可谓是团结勇武。雍正九年四月，傅尔丹率领北路军精锐，在和通淖尔对漠西蒙古的计谋失察，深陷敌军包围。

之后，傅尔丹虽带领小部分剩余力量拼死血战、冲出重围，回到了科布多，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得还科布多者二千人”。但是，雍正帝在发布西征诏谕时，可谓是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甚至，有一举覆灭的气概和信心。然而，当得知清朝北路军满蒙铁骑精锐惨败而归时，他的内心无疑是十分沮丧的。

因为，西路军远隔天边，且主要是绿营兵，从距离和实力上都难以依靠。而京畿之地和北方驻防的八旗精锐，也在这场战役中伤筋动骨。康熙时，在击败噶尔丹时，曾建功的山西右卫八旗，在和通淖尔之战时，“右卫驻防官兵阵亡566名，厮役阵亡526名，合计千人以上”。

所以，相比之前的意气风发，胸有成竹，雍正帝此时已经感到下不来台，甚至，产生了些许心慌。

为了预防漠西蒙古南下，对漠西蒙古，以及中原地区进军。雍正九年十月，雍正帝下令加强古北口、大同等地的防御，并提及：“至于边墙，年久倒塌而地当紧要者，亦应酌量修筑，以肃边境。着御史舒喜，天津总兵官补熙前往，会同古北口提督路振扬亲往踏勘。”

从当时的局势，可以知晓，修筑边墙一事显然是为了应对来自漠西蒙古的威胁。从《清史稿》中，也可以发现：“雍正九年，令直隶疆臣修治边墙，其古北、宣化、大同三处，咸募兵增防。自独石口以西，至杀虎口一带要隘，亦酌增弁兵”的评价。

其中“增防”一词，清晰地证实了当时的朝廷对准噶尔来说，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守势地位，而修边墙的目的，也是为了防御。更甚者，清朝还在长城沿线设防，增用墩兵以瞭望漠西蒙古动态，随时防御。实证就是乾隆十二年时，山西巡抚请求：“晋省墩兵从前因边方紧要，每墩设兵一二名，今各墩在腹里，自应因地制宜，酌量彻留，除楼子营所管石城等墩台一十六座，俱设在边墙或与边垣附近……”

由此可见，清朝不仅利用边墙这一工事抵御外敌，还参照明朝，设立墩兵，起到警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