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士兵吃什么?士兵一年有几次吃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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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估计是很多人对于汉王朝最深刻记忆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来自于“鸡血”横流的《汉武大帝》、《汉书》作者班固所处的东汉初年与匈奴交往的“屈辱史”,让他对“外患”的笔墨远比司马迁更重,这种情绪与当代年轻人渗入骨髓的近代屈辱史教育完美契合。
所以,西汉王朝很容易就被套上了“铁血”的标签,与《大秦帝国》中的“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堪称一时瑜亮,进而脑补出了一个上古时代的“军国主义”想象,由此发散汉武帝固然是好皇帝,“独尊儒术”的经却被后世念歪了,以至于儒生误国,否则,中华的疆域早就到欧洲了,可能新大陆也要说汉语了。
问题是,这些想象是事实吗?
我们先来看看军国主义这个词,英文是Militari *** ,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这个词汇,在人类历史上最匹配的,就是普鲁士王国,也就是所谓的“普鲁士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在军事优先的程度上,就算是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也要瞠乎其后。
但是请注意,无论是上述概念还是事实,都导出了一个核心,那就是“先军”二字,这个我们邻国利用汉字的精妙总结。
军事优先,乃至于军队优先,至少要保障在营军人的生活水平,哪怕国民吃不饱,也要让士兵有力气打仗,冷兵器时代尤其如此,毕竟没有力气,士兵是拉不开强弩,挥不动刀枪的。
那么,被视为“军国主义”的大汉王朝能做到吗?
我们还是来看看它的边防士兵的食谱。
原本这么琐碎的信息,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中是很难见到的,万幸在近百年来出土了一系列的汉代边戍的竹简和木牍,为研究者提供西汉边防军人生活、执勤的之一手资料,让我们得以窥见一系列的细节。
《史记》上有“五谷”之说,即“黍、粟、麦、菽、稻”,但南北地域广大,主食各不相同,比如关东地区就以麦饭为主,《说文·食部》:
陈、楚之间食麦饭日蜚。
所谓“麦饭”,颜师古注释《急就章》卷二“饼饵麦饭甘豆羹”条称:
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甘豆羹,以洮米泔和小豆而煮之也;一曰以小豆为羹,不以醯酢,其味纯甘,故曰甘豆羹也。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
翻译过来就是经过粗加工的小麦,不经磨面粉精加工的工序,直接做成一粒粒的麦饭,属于下层百姓的食物,当然,大人物若是混不好,也得吃这个,见《后汉书·冯异传》:
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
此时已经是汉光武帝起兵之后,西汉早已灭亡,石磨早已不是稀罕物,民间仍旧在吃麦饭,以至于遇厄的汉光武也只能吃这个。
不过,关东、关西和江南本就有所不同,河西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麦两类,其中“粟”,今天北方俗称为“小米”、“谷子”,在汉简中又分为几个种类,如粟、白粟、秣粟、粟米等。
还有属于“粟”的作物“黍”和“稞”。
“黍”就是今天说的黄米,有粘性可酿酒,在汉简中有个多个异名,如“糜子”、“黄米”、“稷”等。
“稞”则是比较优质的“粟”,往往有黏性,汉简中也称为“粱”、“白粱”、“粱米”、“秫”。
至于麦子的食用,汉简中也记载颇多,有“麦”、“米麦”、“大麦”、“小麦”、“穬麦”等不同的叫法,按照何双全先生在《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中的考证,这些麦的形象特征与今天的冬小麦相同。
主食之外是副食,比如“菽”,也就是豆子。
与先秦时“菽”仍是主粮不同,西汉时,“菽”的地位在下降,直接将其作为主粮食用的情况越来越少,而代之以“豆酱”、“豆豉”、“豆腐”、“大豆黄卷”等形式,而且,河西地区因为气候特性,豆类并非产区,虽然有戍卒食用的记录,应该属于粮食输入的情况。
另一项重要副食是蔬菜,徐元邦先生在《居延汉简中所见之蔬菜》(《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中的考证所见的蔬菜名称有:
葱、姜、韭、葵、毋菁、薯和荠、胡豆。
葵,在明代以前并非指向日葵,又名“冬苋菜”或“滑菜”,王帧《农书》记载:
葵为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本丰而耐旱,味甘而无毒,供食之余可为菹腊(咸干菜),枯枿之遗可为榜簇,子若根则能疗疾。
毋菁,即“蔓菁”、“芜菁”,也称“诸葛菜”,蔓菁按根形分为长圆两种,有多种颜色,性似萝卜、喜清凉,皮色光洁者为贵。
薯,不是马铃薯、红薯,它们是外来物种,中国原生的薯,也称“藷藇”,也就是今天的“山药”。
荠,在汉简写作“介”,或为“芸苔”,即今天所说的油菜,荠子还可做酱,也就是油菜籽。
胡豆,居延有出土实物,形状与豌豆类似,应指今天的豌豆。
这些蔬菜的种植并非士兵们自行处理,而是有专门的区域,名为“园”,并有明确的人员分工,有守园、助园、择韭、锄葱的,收获,自然也不是自行取用,并由官吏驻地管辖,可能是服务于官署的“官园”,也就是说,戍卒是捞不着吃的,类似的情况,也在唐代的敦煌文书中存在,官署有专门的“菜户”供应菜蔬,士兵就未必捞得到了。
忘了一项重要的副食,就是“盐”,这个东西作为战略物资,汉军是绝对配发的,而且是按人定量,见:
鄣卒李就盐三升十二月食三单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 254:24
这里的盐三升,正好与《汉书·赵充国传》中计算的每卒盐三升相吻合,可见是汉代的定制。
按理说接下来该说“肉”了,但是对于这个话题,其实不同的研究者是有分歧的,因为简牍的记载很有意思。
在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肉食的交易记录,有人就认为地处边塞,农牧杂处的地区,获取肉食并不困难,但是,另一部分研究者指出,从数据来看,肉食还是很昂贵的,大概10斤肉相当于600斤粮食,也就是1:60的比例。
问题在于,这些购买记录往往是“公事”,也就是“公家”行为,而私人购买的记录要少得多,且主要为燧长之类的军吏购买“下水”,也就是动物内脏,如头、肝、肺、心脏、胃、舌、肾等等,且一个牛头就值钱五百,一个牛心就值钱九十。
对此,赵宠亮撰写了专文《汉简所见边地戍所的肉食消费》研究辨析,得出的结论是简牍所见的肉食消费,主要是牛、羊、鸡、鱼等,马肉和狗肉也有少量记载,猪肉则无材料证明,且多为购买所得,而非自行饲养,最重要的结论是,上述购买肉食,主要用途是“戍所的祭祀之用”和“公务接待过往使者、官员的传食”,而非“吏卒配给”。
春秋社祭和腊祭为每年固定举行的公共祭祀,事后要分割祭肉,这三次祭祀才是汉代边疆戍卒的主要肉食来源,而私人购买肉食,只有有俸钱的军吏才能偶尔享受,所以,在敦煌汉简中才有这样的词句:
……相助为省艰顾致不可不食耳何敢望肉愿敕
由于简牍不清,不能理解全句,但是“何敢望肉”,这个说法,很明显否定了汉代戍卒有“配给”肉食的可能性,一年三顿“祭肉”,才是这些大汉边防军仅存可见的“荤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