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东晋南朝讨伐政策有几个阶段？
文治与武功是历代统治者处理民族问题的两手策略，东晋南朝长期与北方政权对峙，生存受到威胁； *** 编户不多，而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据地甚广，因此，东晋南朝 *** 一面采取以羁縻为主的民族政策，尽量避免激发民族矛盾，一面又急切地欲将其纳入州郡体系，实现编户化，以便获取赋役，于是屡兴征伐。恩抚与征讨交替使用，以便获得更佳效果。东晋南朝的讨伐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之一阶段，从东晋至刘宋元嘉前期，民族政策以抚为主，讨伐是小规模的。东晋是典型的门阀专政时期，皇权降到低点，地方控制乏力，对民族地区更是“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
但一些握有实权的地方将领为“贪利”而多有征讨之举，然规模一般不大。东晋末年，刘裕执掌朝政，加强中央集权，也强化了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在襄阳设宁蛮校尉，在西阳蛮周围诸郡增设镇(宁)蛮护军；元嘉时期在蛮族聚居郡县设置强大的军府，就近监控与征讨。如《宋书》卷77《沈庆之传》说晋末宋初，赵伯符为竟陵太守，多次征讨竟陵蛮，后又讨西陵蛮。同书卷68《南郡王义宣传》云：元嘉九年，“时竟陵群蛮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谯王。”说明竟陵郡伐蛮是经常性的。但从东晋义熙年间刘裕掌权到元嘉前期，刘裕父子忙于稳定内部政权，以休养生息为执政指南，对蛮夷采取防御态势，以抚为主，如张邵在雍州激怒群蛮， *** 没有派兵镇压，而是派遣善抚蛮夷的刘道产前往招抚。
第二阶段是元嘉后期，大规模伐蛮。这次伐蛮的重点是以襄阳为中心的沔北蛮(雍州蛮、缘沔蛮)，时间长，从元嘉十九年直到二十八年，战伐惨烈，“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据《宋书·沈庆之传》，仅沈庆之所获俘虏有具体数字者相加就得十八万之多。这次伐蛮与刘宋经营襄阳，以之作为北伐基地有关。随着国势增强，刘宋北伐欲望高涨，襄阳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经营襄阳成为必要，元嘉二十二年，刘宋首次以皇子出镇襄阳，二十六年，又割荆州数郡实雍州，强化侨雍州的实力。
刘宋对襄阳地区的经营必与该地蛮族发生冲突，襄阳地区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兵连祸结，民户流荒，蛮族则乘机出山，“缘沔而居”。 *** 对襄阳地区的经营，试图将蛮族纳入州郡体系，一则以便征求赋役，二则为北伐消除后顾之忧。北伐在即，更欲尽快将蛮族征服，故不惜调集重兵，予以剿杀。但这种高压政策也难奏效，二十八年，随王诞即欲招抚，“是岁，滍水诸蛮因险为寇，雍州刺史随王诞遣使说之曰：‘顷威怀所被，覃自遐远，顺化者宠禄，逆命者无遗，此亦尔所知也。圣朝今普天肆告，许以自新，便宜各还旧居，安堵复业，改过革新，于是乎始。’先是，蛮帅鲁奴子掳龙山，屡为边患。鲁轨在长社，奴子归之，轨言于虏主，以为四山王。轨子爽归国，奴子亦求内附。”元嘉后期的伐蛮也是有针对性的，主要是沔北蛮，而对西阳蛮则以抚为主，以西阳蛮设置了大批蛮左郡县。
第三阶段，从元嘉末年到南朝末期，对边境蛮族以抚为主，加强了对腹地蛮夷的征伐。元嘉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的宋魏之战，基本造成北强南弱之局面。此后北方政权步步南逼，开始与南方争夺边境蛮族；南朝 *** 内乱不止，对北朝只能采取守势，边境蛮族成为南方政权的“北境捍蔽”和“矛盾”，南方政权对北边蛮族基本采取安抚之策，大批蛮酋封官拜爵。与此相反，刘宋元嘉以后，南朝 *** 加紧了对腹地蛮夷的控制，屡兴伐掠，民族冲突不断，这与南朝政局密切相关。
元嘉末年以后，南方疆土日整蹙，内乱频仍，吏治日堕，财政日紧，《宋书》卷92《良吏传》序云：“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孝武帝曾下诏承认，“顷岁多虞，军调繁切，违方设赋，本济一时，而主者玩习，遂为常典。”《南齐书》卷40《竟陵王子良传》云：“宋世元嘉中，皆责成郡县；孝武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自此公役劳扰。”
宋孝武帝开创的这种遣台使追缴赋税的制度在南朝后期似仍得保留，从萧子良上书可知，至少萧齐仍在实行。梁代贺深曾云：“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衰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连封建史家沈约都哀叹“其将尽民命乎？”在此情况下，开拓民族地区的赋役资源成为必要，而吏治的腐败更加剧了对民族地区的侵掠。武力讨伐是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种极端手段，往往给少数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但在古代社会，武力讨伐又往往成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