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为何会失败?纸上谈兵,激进主张
中日甲午战争,导致中国进行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清朝被自己昔日的学生打败,颜面扫地,被列强轻视。戊戌变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外临强敌,内有守旧势力阻挠,注定这场变法不会风平浪静。而变法者的盲动和莽撞,无疑加剧了政局变动。
戊戌变法最终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帝于瀛台而结束。慈禧很长时间被认为是扼杀变法的罪魁祸首。若说绝无改革诚意,联系后来庚子事变后,她积极推行清末新政,似不能将其归为保守派一列。而且,戊戌变法时,光绪帝虽已亲政,但慈禧仍以监督者的角色,大权在握。光绪启动变法,很难想象没有得到慈禧的默许与同意。
事实上,即使在变法期间,光绪帝就曾12次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并询问军国大计。而军机处也会向慈禧上呈重要奏折。据统计,在整个变法时段,军机处一共向慈禧上呈共计462件奏折,最多一天上呈了29件。
慈禧最终亲手扼杀了这次变法不假,但也应从变法派自身找原因。
首先变法的主持者光绪帝施政经验不足。空有一腔热血,不愿做亡国之君,但他自小长于深宫的经历,性格不免优柔寡断,且脾气暴怒无常。
变法时,光绪帝虽已亲政,大权仍在皇太后慈禧手中。这不免也透漏出慈禧对他不放心。也导致在变法前,光绪帝并没有多少独立的施政经历。戊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诸多方面,总共持续103天,光绪帝在这段时间发布诏书多达100多次。
在新法的执行者—清朝官僚们还在犹豫彷徨时,诏书雪片一样下达,很难不给人以皇帝心血来潮之感。变法的严肃性和系统性明显不足。
现在看来,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变革运动,至少体制内要做思想工作,进行一些舆论准备。然后从最容易达成共识的地方着手,由易而难,层层推进。这才能保持推动改革所必须的政局稳定。而不应急于求成,任凭个人好恶,希图短期即可除旧布新,反而适得其反。
再看戊戌变法中的变法派。康有为作为变法的领军人物,其弟康广仁曾如此评价:“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联系康有为在变法中的表现,确实书生气十足。
因鼓吹变法,康有为曾被邀去总理衙门谈话。大臣荣禄问变法成功之道,康有为直接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即可。
在变法过程中,康有为虽有尽量减少阻力的意识,却抓不住重点,提出不少令保守派忌惮而于改革无益计划。如“中日合帮”,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记载:“(我当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
变法期间,康有为还向光绪帝递呈《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即减掉被清朝视为统治象征的辫子,将中国人穿了二百多年的长袍马褂换成西装革履,国号改为“中华”。
在变法经费不足的时候,他提出将 *** 卖给英国。他的变法派同仁谭嗣同不仅同意康有为的想法,还提出将新疆卖给俄罗斯。
康有为等变法派的这些奇葩主张,无异是在变法环境本就不利的情况下,自掘坟墓。
也因为康有为等变法派本身的不“自重”,变法在一些实力派官员眼中就是一场闹剧。戊戌变法向我们呈现出这样一种历史场景:年轻的皇帝和书生们在 *** 澎湃谋划新政,而地方官员却在冷眼旁观、置身事外,静等闹剧收场,然后按部就班。
清末思想家严复在对变法运动失败寄予同情的同时,有言曰康梁改革“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可以说,变法中纸上谈兵似的激进主张,最终突破慈禧太后的底线,引起了保守派的全面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