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在现代都演变成了什么？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
士，最早是在士大夫和卿大夫家中担任谋臣的人。他们虽然谋事，却主要是为了谋生。其中虽然不乏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却以人身依附的方式，帮助主人做事情。这种士，是家臣，甚至是奴才。
西汉以后，尤其科举兴起后，“士”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士的主体是为官从政的官宦之士。他们通过学习和知识积累求得功名，成为官僚阶层的一部分。作为体制内的官员，制订和遵从规则，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治理，其中虽然也不乏“胸怀天下”者，然而他们主要的任务和责任是维护皇权体制。有些官宦为求私利，贪腐作乱，倒行逆施，成为奸臣与历史罪人。
第三种士，就是士大夫的士，是具有独立人格，始终以天下福祉为己任的士。孔子将“士”和“君子”连在一起，称其为“士君子”，他还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说，除了担任职位以外，还需具备道德修养。孔子又说：“士尚志”，意为有心的士就是有“志向”。荀子也说过“士从道不从君”，士要跟随道的规范，而不是遵从君主的意志。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知识分子的“士”，被赋予了为社会建立道德标杆的责任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使命。士不仅是知识分子，以专业立身，还要有气节和风骨，有独立人格和理性判断，并有担当，服务国家、引领社会发展方向。
中国历史上每个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到大批才识卓越、风骨傲然的士大夫活跃的身影。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谋臣策士，他们周游列国，心怀天下与民生，用不同的方式传播、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成就了中国之一个文化轴心时代。又比如，在中国北宋时期，中国民间经济和文化教育繁荣活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领先世界。一批积极推动社会改革、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也应运而生，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他们不但政治才华和文学素养出众，更有挑战皇权的风骨和担当。在他们眼里，皇帝也不过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足不出户的“宅男”，见识和执政能力有限，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只放在这样一个人手中，并不保险，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要担负起“天下”的责任，“迭为宾主”、与统治者轮流做主人、“同治天下”。
纵观古今中外，知识分子面临三种情境：
情景一：蒙昧时代
当时科学并不发达，对未知世界的认识是匮乏的、扭曲的。知识分子努力去发现、探究、追寻真理，并传播知识，启迪民众，却要承负极大的风险，甚至最终被蒙昧的大众政权或专制的教会所扼杀，像苏格拉底、哥白尼、布鲁诺。
情景二：专制时代
知识分子以专业知识和独立见解立身，却被统治阶级视为异己而遭排斥与打压。
情景三：昌明时代
科学进步、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知识分子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知识的创造、科学的发现、思想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之中，甚至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公共治理的意见，议政参政。当然，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通过交流、对话、分享、竞争、融合，来凝聚共识，提炼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引。
今天是一个重视知识、崇尚科学的时代，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劳动者已成为劳动阶层的一部分。知识不仅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利器，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希望我们的学士、硕士、博士毕业以后，不要做“谋生之士”、“官宦之士”，而是要做“大夫之士”，以“士大夫”的专业、风骨和家国情怀，投入到又一场伟大的变革事业中，振兴经济、重建道德，把国家引向现代化治理的昌盛而又文明的新时代。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之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重境界值得我们从事管理理论研究和商业实践的知识分子所体悟、所追求。我们不仅要去回应当前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情境，我们也要积极地以“行动的人生”来回应当前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责任。
500多年前，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欧洲开始了手工业革命。那个时候，刚刚笃信了新教、雇佣了之一批工人的欧洲企业主们绝不会想到，自己竟会成为资本主义这种已经延续了500多年的经济制度的开创者。更不会想到，数百年来有数不清的学者们为他们著书立说，聚讼不休。
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愿望和动力绝不亚于西方任何一个变革时期。数十年后，也许今天的学士、硕士、博士会成为中华伟大复兴历史的主角。我希望在其间被记住、被传播的，不仅仅是代表个人财富净值的一串串数字，也不只是个人的上市公司起起伏伏的股价曲线。我更希望看到今天的学士、硕士、博士们，矢志不渝、坚持理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引领、去影响、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动向，成为新的价值世界的开创者，新的文明社会的教育者、新的昌明世界的领导者，承上启下，成为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