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纸币，可是为什么没有使用下去呢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3月11日，南宋朝廷正式设立“行在会子务”发行官方纸币——“会子”，面额分别为壹贯、贰贯、叁贯，后又增加贰佰文、叁佰文、伍佰文，在南宋控制下的东南各路流通，由户部侍郎钱端礼负责具体事务。有意思的是，造币原料取自徽州、池州，在成都府和临安府续造。之所以有成都，是因为这里曾诞生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高宗赵构剧照
在北宋之前，中国乃至世界流通的货币都是“硬货”——从贝壳、铜钱、铁钱到金银。到经济空前繁荣的北宋，成都出现了专为商人保管现钱的“交子铺户”。由于这些商铺讲究信用，所发行的“交子”有数种防伪措施，因此商人可凭此直接交易或兑换为现钱进行支付，免去了大额交易中最令人头疼的运输货币环节，唯一代价仅是向“交子铺户”交3%的保管费。
经过长期使用，“交子”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具有了信用货币的功能，但本质只是存款和取款凭据。在经营过程中，交子铺户发现如果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影响日常的汇兑业务，于是各家商铺都开始印刷有一定面额和样式的“交子”投放市场，但票面图案和面额尚未统一。到这时，“交子”总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但由于其并未获得北宋官方承认，因此只是民间私人行为。
▲北宋成都府周边地图
然而，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且有能力兑付的。一些铺户利用存款做买卖却不幸折本，结果无法兑现所发“交子”；更有甚者，在尝到发行“交子”的甜头后，大肆滥发“交子”以换为铜钱，然后闭门不出或逃之夭夭。这样一来，商人与铺户时常有诉讼发生，逐渐引发了官府的重视。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予以严格筛查，只允许恪守信用的十六户专营，至此“交子”发行取得 *** 认可。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十六户商家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交子”，其上绘有图案、密码、画押和图章等防伪印记，其信誉度大大提高，影响范围也空前扩大。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北宋 *** 将交子发行业务收归国有，在益州设立专营机构“交子务”，并设置“抄纸院”以私人防伪造，同时还规定以铁钱作为后备金。
▲北宋交子拓版
一开始，“官交子”的形制基本是参照民间“私交”进行 *** ，面额分为一贯至十贯不等，并加盖本州州印，流通范围起初仅限于四川境内，后来又陆续扩大至陕西、河东等地。宋仁宗时，面额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一开始，发行数额也有限制，规定每三年发行一次新交子。首次发行交子共计1256340贯，备本钱36万贯，相当于发行量的28%。
不得不说，在早期官方对于发行“交子”还是比较审慎的，同时也说明北宋 *** 此时已经认识到纸币易于伪造且依赖于 *** 信用的特点，严格的监管措施保证了“交子”得以顺利流通。然而当面临巨额开支时，封建朝廷就很难保持冷静，便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滥发纸币。按《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圣年间为筹措陕西地区军费，发行六十万贯“交子”却无任何准备金，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宋史食货志译注
于是朝廷利用每三年更换版本的时候以障眼法遮掩“通货膨胀”的事实，比如元符年间就规定旧版“交子”应按5：1的比例兑换新版“交子”。这样一来，不仅没有改变纸币贬值的现状，还从民间掠夺了大量财富，最终造成百姓纸币失去民众的认可，形同废纸。
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徽宗下令将因超发而严重贬值的“交子”改为“钱引”，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沿用“交子”外，其余诸路均改用“钱引”，两年后则全国统一使用“钱引”。与“交子”不同，“钱引”以“缗”为单位，票面 *** 更加精良，但“钱引”却不设钞本，也不能兑换为铜钱，而且朝廷依旧不改滥发的恶习，因此纸券价值大跌，最后跌到每缗(值一千文)只值现钱十文。
▲南宋“会子”青铜印版
南宋建立后，朝廷又发行“会子”，票面上还新增了发行机关名称和对伪造、使用假币者的悬赏。抓到伪造“会子”者可直接去票面对应的发行机关领赏，若不愿领赏也可获得一定品级的官职。然而南宋朝廷并未吸取北宋“交子”的教训，很快又故伎重演，本就脆弱的货币体系刚建立不久便宣告崩溃。对后世历代朝廷乃至现代，这一教训仍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