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饿死的地方究竟是在哪儿？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是抱节守志的典范。相传其父遗命要立季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继位，先后都逃往周国。在已天为大的原始社会，君王意识更是根深蒂固，因而周国举兵讨伐商朝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行径，伯夷叔齐因此对此事件极为抨击。当武王兴仁义之师伐纣时，二人却出来阻止武王灭商。周国最终攻克商朝，建立周朝。悲愤之下，伯夷叔齐以遗臣自居，拒绝与周人来往，不食用周国土地上种植出来的食粮，二人隐居于首阳山，终日采集微草过日，不多时日，便因营养不足而去世，流传至今的史料记载中明确指出伯夷叔齐饿死的地方在首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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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周时期，商王被看作是上天的代表，他的统治是上天的意志，商王“贤”与“不贤”有上天判断，凡人是不能反抗的。所以放在这样的历史局限下，伯夷和叔齐的作为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在儒学影响的中国古代思想中，伯夷叔齐的典故是被众多文人学士推崇的，甚至在帝王将相阶层中也是经典之学，在这其中被赋予了更多封建思想，有利于统治阶级强化集权力量。
但若放置现今，如此固执己见、恪守陈规的做法，委实不符合历史进程中优胜略汰的步履，这样看两个人的眼光的确保守了一些，算是不识时务。
伯夷叔齐饿死的地方是在哪儿？
商周时期，孤竹君为商朝附属小国的君王，在他临终前，却不理会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礼制，执意将王位传于庶子叔齐，而叔齐与伯夷兄弟两性情相投，从小极为尊崇礼制，恪守仁义，叔齐认为此举与古法不合，在其父去世后，决意推辞继承王位，并且执意推举其兄长伯夷继承。
而伯夷念及手足之情，不愿看到叔齐深陷囹圄，便不告知任何人，深夜收拾行囊远走他乡，叔齐得知后，便执意追寻伯夷而去，二人相遇后，便相约不再回归故里，投奔周国。然而事实并未像兄弟两所想象的那样风平浪静，不久，周国举兵讨伐商朝，看在伯夷叔齐眼里，附属国攻打君主国，以下犯上，视为大逆不道之行，然而却无力劝解，周国攻打商朝，势如破竹，两军相残，民不聊生，战争所带来的伤亡是伯夷叔齐二人极为不忍，奔走于权势之间，只求能早日将这战争终止。
周国最终攻克商朝，建立周朝。悲愤之下，伯夷叔齐拒绝与周人来往，不食用周国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粮食，二人隐居于首阳山，终日采集微草过日，不多时日，便因营养不足而去世，流传至今的史料记载中明确指出伯夷叔齐饿死的地方在首阳山。
伯夷叔齐为什么被司马迁称颂？
太史公司马迁把伯夷叔齐放在列传之首，足见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褒奖之意之高。众所周知，《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被载入《史记》的人都是代表着当世时代特征的领袖人物，具有其独有的精神高度与特点，而伯夷叔齐的身份仅为商朝的贵族，便享有如此殊荣，细细想来，伯夷叔齐为什么被司马迁称颂足以思考一番。《史记》记述伯夷、叔齐是殷末周初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国王生前指定小儿子叔齐继位。他死后，叔齐却要把王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认为君命不可违，要尊重父亲的决定，因此拒绝就位，并出逃外国。叔齐则认为伯夷贤德，治理国家最合适，又符合长幼尊卑秩序，便执意离开孤竹国，追随兄长伯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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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发生了武王攻伐商纣王一事，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伯夷、叔齐听说现在是周朝的天下，他们都变成了周的子民，兄弟俩无法接受这种历史的必然更替。他们认为做弑君夺位的武王之臣民是可耻的，对商纣王是不忠不义的，因此逃到首阳山上采薇菜为生，坚决不食周粟。
以上两件事迹表明了伯夷叔齐是维护封建社会规章制度的守门人，从他们身上所散发的正是维护封建大厦最为有用的思想禁锢，有利于教育臣民，恪守君臣父子之道，严格遵守社会统治秩序，保证统治者牢牢把握政权。如果都像伯夷、叔齐那样谦虚让位，与世无争，逃离尘世，争霸权而发生的子弑父、臣弑君的流血事件也会大量减少了，如此一来，伯夷叔齐为什么被司马迁称颂这一疑问，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上对伯夷、叔齐的高度评价
伯夷、叔齐独行其志，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以后，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名人，包括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艺术家、文人学者、帝王将相纷纷以各种形式歌颂、褒扬伯夷、叔齐。
1、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伯夷、叔齐。
孔子、孟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韩愈等等，对伯夷、叔齐都有著述。现简述如下。
孔子在《论语》中曾先后多次赞颂伯夷、叔齐，评价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并评价夷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评价夷齐为“圣之清者”。管子曰“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备矣。韩非子曰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把《伯夷列传》作为人物列传的首篇。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写过一篇《伯夷颂》，赞颂伯夷、叔齐。
2、用诗词的形式讴歌伯夷、叔齐。夷齐的让国精神和耻食周粟的高尚气节，使各代诗人深受感动。他们题诗作赋，咏颂伯夷、叔齐。见于文字记载的，咏颂伯夷、叔齐的诗多达近百首。著名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刘伯温、顾炎武等都有传世佳作赞美夷齐。
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九章·橘颂》中把夷齐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榜样，“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广州刺史吴隐之上任之前，听说广州城外有一泉，人称“贪泉”。传言赴广州作官者，若饮此泉之水，就会变成贪官。吴隐之上任伊始，就痛饮三瓢贪泉之水，并赋诗一首，以言其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吴隐之也终于没有成为贪官。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俘囚禁期间，曾写过一首《和夷齐西山歌》。“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为吾是非矣。异域长绝兮，不复归矣。风不至兮，德之衰矣。”元兵统帅劝降时说，“国己亡矣，杀身以尚，谁复书之？文天祥正言以答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凯问书与不书？”并咏诗抒怀饿死真吾事，梦中行采薇。伯夷、叔齐的事迹，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影响到周边国家。清代，朝鲜使者柳梦寅写过一首《夷齐庙》，“首阳苍翠郁嵯峨，滦水悠悠也自波。土俗尚闻孤竹庙，邦人能唱采薇歌。一时贤士知俱出，万古高名问孰多。此地清风吹不尽，荒台只是旧山河。”“邦人能唱采薇歌”，说明当时朝鲜人对伯夷、叔齐是相当崇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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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美术、书法等艺术形式描绘伯夷、叔齐。
南宋著名画家李唐以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饿死首阳山为题材，画了一幅《采薇图》。此画系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采薇图》刻划的是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宁死不愿意失去气节的精神。图中描绘伯夷、叔齐对坐在悬崖峭壁间的一块坡地上。伯夷双手抱膝，目光炯然，坚定沉着；叔齐上身前倾，表示愿意相随。伯夷、叔齐均面容憔悴，身体清瘦。肉体上由于生活在野外和以野菜充饥而受到极大的折磨，但是在精神上却丝毫没有被困苦压倒。图中人物刻画生动传神，森森然正气溢于毫端。这幅画的创作年代，正是南宋与金国对峙的时候。一些朝廷官员丧失民族气节，主张投降。李唐则以这幅画的形式弘扬高尚气节，谴责投降变节的行为。《采薇图》传世于宋、元、明、清各个朝代，晚清入宫，至今已近千年。绘画大师徐悲鸿称赞《采薇图》“为绘画史上的极峰。”《采薇图》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华夏文明的骄傲，同时又是炎黄子孙高尚气节的展现，同时也可以说是孤竹文化的延续。
北宋名臣范仲淹曾书写过《伯夷颂》长卷，后为秦桧所藏，辗转多人后，清代入宫。1949 *** 逃往台湾，将其带到台湾。继范仲淹书《伯夷颂》之后，元代书法家邓文原也书有《伯夷颂》。“先哲吾师表，斯文古鼎铭。义形扣马谏，书胜换鹅经。故事征皇祐，乡祠谒仲丁。登堂睹遗墨，山雨飒英灵。心田垂世远，手泽历年殊。谁购山阴序，真还合浦珠。身惟名不朽，书与道同符。诸老珍题在，犹堪立懦夫。蜀后学邓文原顿首。”邓文原书《伯夷颂》，现存故宫博物院。
在上海博物馆，保存着一件明代崇祯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伯夷、叔齐人物故事笔筒》，是我国珍贵文物之一。此件高21.9厘米，口径18.4厘米，底径为16.8厘米。整体直身，内外均施白釉。筒身四周以青花绘制，是一件典型的十七世纪明晚期景德镇精美青花瓷制品，弥足珍贵，堪称国宝。以伯夷、叔齐人物故事为题材的瓷器、铜器、雕刻，明清时期还有很多。
4、以庙宇的形式祭祀伯夷、叔齐。
以庙宇的形式祭祀伯夷、叔齐，最早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清康熙永平知府彭士圣《重修清节祠碑记》云自汉熹平五年已有祠。唐天宝七载祀义士八人于郡县。崇祭则自此始。《水经注》为北魏时所著，《水经注》记载，“孤竹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说明北魏时期已有孤竹祠。孤竹祠无疑是祭祀伯夷、叔齐的祠堂。前蜀韦庄《鹧鸪》诗中有“孤竹庙前啼暮雨”句。韦庄，五代前蜀诗人、词人。因《鹧鸪》诗得名，人称郑鹧鸪。孤竹庙于孤竹祠应为同物。唐代诗人李颀有《登首阳山谒夷齐庙》诗一首，“古人已不见，乔木竟谁过。寂寞首阳山，白云空复多。苍苔归地骨，皓首采薇歌。毕命无怨色，成仁其若何。”说明唐代已正式以夷齐庙命名。据《永平府志》记载，宋大中祥符四年曾访庙遣官致祭。清惠、仁惠谥号则封于政和三年。元至顺元年颁庙额曰清圣古庙，久废。曾移于郡城内东北隅为明洪武九年，郡丞梅珪所建，未几复废。景泰五年，郡守张茂乃重建于孤竹故城。成化九年郡守王玺请于朝，赐今额御定祭文。而后，到明末清初，又经过五次较大规模的复修。祭祀伯夷、叔齐，见于记载的帝王，就有元世祖、明宪宗、清圣祖、清高宗、清仁宗五位。他们到夷齐庙祭祀伯夷、叔齐，或颁以祭文，或题写诗篇，都十分庄重。这些祭文、诗文，史志中都有记载。到夷齐庙祭祀伯夷、叔齐的达官贵人、文人学者、平民百姓，包括国外志士仁人，更是不计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