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八旗兵：大清朝打江山坐江山的唯一支柱武力
从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建立大金国的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算起，到1644年入关占领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个水滨山野、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统一诸部、开国奠基、攻占辽沈、建立清朝并定都北京这一系列的功业，所用时间之短、发展速度之快，实在令人震惊。对此，深想的人其实不多，泛泛说起，便提到女真(后来的满洲)人的骁勇善战。殊不知骁勇善战的北方诸民族，呼啸驰骋于山林草原并不自满洲人始，何以只有少数几个，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一场叱咤风云的、有声有色的活剧？这除了需要一个英雄人物的出场之外，还需要的，就是组织。正如同金代女真不仅有完颜阿骨打，还有“猛安谋克”制，后起的努尔哈赤能够克敌制胜，靠的不仅是骑射技艺，更重要的，是八旗这个后来成为清代制度的组织。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是满语(niru)，本义为“大箭”，派生义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十人围猎群体。明朝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年，公元1601年)前后，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首次进行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参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统管，改编后的牛录被分别隶属于黄、白、红、蓝四旗，以纯色为辨。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再次对牛录组织进行改造，完善了牛录—甲喇—固山的体制。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八旗建立自此始，亦即为满洲八旗的源起。
八固山(八旗)是牛录组织的扩大，也继承了牛录的组织特点，首先是兵民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其二是军政一体，有事抽调，无事归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作战时绝无粮饷军器之运转，军卒皆能自备而行，这是八旗劲旅行军作战骁勇神速的原因之一。皇太极即位后，在八旗满洲之外又增设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从此八旗有满洲、蒙古和汉军之分。从此擅长突骑野战的八旗蒙古成为满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长操作火炮等重兵器的汉军八旗的加入，对于原来只轻骑兵、轻火器的满洲人来说，亦有莫大助益。但八旗仍是八旗，权力始终集中在满洲贝勒手中，是绝不可旁落的。
1644年入关时的八旗劲旅，在对农民军与明朝残存势力的战争中以一当十，摧枯拉朽，那是八旗武力最精锐、最强盛的时期。当清王朝定都北京后，面对着一个崭新而又极其复杂、极其险峻的局面。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们所能依靠的，除了自己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劲旅之外，还能有谁？由明军的降兵降将编成的绿营，人数虽然数倍于八旗，他们又岂敢依恃？他们殚精竭虑，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使为数如此之少的精兵更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何依靠它来维持清朝在这样一个如此辽阔、如此复杂的国土上的统治。并因此而对八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其宗旨，当然是要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
变革的之一步，是制定旗饷政策，使八旗官兵向职业军人的方向转变。这是入关后八旗制度最深刻的一项变革。
入关后的八旗官兵倾其全力投入战争，清廷虽然也沿袭入关前旧制为他们分配了“份地”，但他们却不可能仍然沿袭入关前“兵农不分”的传统，利用土地来进行生产。随着八旗“份地”大量丧失与转手，越来越多的八旗兵丁丧失了从土地获取收入的经济来源。为解决这一问题，使八旗兵丁得以全力以赴投入征服战争，清廷甫一入关，即制定旗饷政策。八旗兵丁的收入，以月饷和岁米为主，又视兵种之别而有等级之分，此外还有岁米，为每名每年24斛。这便是清代所称“铁杆庄稼老米树”的由来，所谓“铁杆庄稼”，说的就是这种收入的稳定性。清廷对八旗兵丁的一切采取“包下来”的办法，用官费为他们建造房屋，凡遇红白喜事均由官给赏银，迁徙时由官给一切用度。重大变革的另一项，是建立驻防八旗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