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收场的党项人：西夏王朝为何无法步写入正史
北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正式称帝，一个以独立王朝身份卓然而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开始出现在中国西北的历史版图上。在纵观西夏历史时，最令我惊讶的是，它以弱小的实力，在长达190年的时间内，曾先后与同时代的宋、辽、金相抗衡，创造了独特的民族辉煌。不幸的是，它最终也没能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宿命，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这个王朝连同它的辉煌与梦想，统统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正史中很少有关于西夏的记载，这使西夏成为一个完全被遗忘的王朝，朦胧而神秘。
屠城背后的真相
大漠长烟，沧海桑田，时光用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方式摩挲着历史，无论何其强大的王朝，其兴衰也仿佛只在弹指一挥间。从夏景帝李元昊开始，西夏共出现10位皇帝。李元昊开国之初，能征好战，智勇过人，戎马一生，称雄一时。到了13世纪初，在蒙古军队的强劲攻势下，西夏已是英雄末路，到了夏末帝时代，这个民族的高贵头颅被蒙古人锋利的马刀齐刷刷地斩下。同时，伴随西夏政权消失的还有西夏的文字、文化和历史，至于西夏的名字，蒙古大军也采取了“消灭”的措施，将西夏改称“宁夏”——意思是“安宁西夏”，这种相对含蓄的消灭方式，使我今天对宁夏的熟知远胜于西夏。此外，蒙古军队还将讲党项语、穿党项族服装、行其风俗者一律杀灭，西夏文明因此戛然消亡。那么，西夏诸地果真全部灭亡于屠城吗？
就这个问题，西夏专家史金波教授的回答是：这只是一个方面。他认为，党项之所以消亡，更重要的原因是，西夏亡国后，党项族作为非主体民族，处于弱势地位，在逐渐被同化的过程中走向消亡。史书记载，西夏曾建有雄伟的宫殿、寺庙，但至今已荡然无存，仅留下断壁残碑和碑上日渐模糊的文字。走在交错的碑林中，触摸碑文上的西夏文字，字形方整，“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因为它源于汉字却又完全别于汉字。模仿这些字迹笔画，拓写到本子上，拿回北京向同事们展示，均连呼“天书！天书！”
在夹缝中崛起的党项族
西夏之所以神秘，与它没有“修史”有很大关系。元朝史官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唯独没有修《西夏史》。原因是，在宋、辽、金、西夏4个政权中，西夏势力相对较小，曾先后向其他3个政权俯首称臣。另外，西夏的语言文字较为难懂，修西夏史具有一定难度。追本溯源，西夏远祖是我国西北赫赫有名的羌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便有关于他们的记载。发展到东汉，西夏已是有150多个部落的民族，居住在今天以青海海晏县西为中心，包括四川西北部和甘肃西部的广大地区，各自逐水而居，不相统属。西部与吐蕃相邻，西北部是吐谷浑部落。
隋末唐初，党项羌异军突起，逐步强大起来，“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界春桑，北临吐浑，有地三千余里”。通过不断兼并，党项羌形成了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拓跋氏等8个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唐末，由于黄巢起义中，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等率部助唐有功，被册封为夏国公，赐姓李，并赐封其所率军队为定难军，统领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今陕西米脂、靖边等地)。进入北宋以后，党项人依附当时最强大的北宋政权，继续拥有定难节度使的名号。公元982年，诏书放在了时任定难节度使党项人首领李继捧的面前。按照诏书，李继捧被迫交出祖上留下的夏、绥、银、宥、静五州，随后带领王公贵族们举族内迁开封任职。
这对于党项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党项人由割据一方到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梦想，差点胎死腹中。但历史并未朝着宋太祖的想象发展。宋太祖将李继捧养在京城，却漏掉了另外一条大鱼，那就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李继迁以葬母为名，轻易逃脱了宋人的控制，来到党项人的聚集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召集旧部，积蓄力量，依附当时北方迅速强大起来的契丹辽，与北宋对抗。为取得与宋对抗的优势，辽对李继迁大加支持，把宗师义女嫁给李继迁，并助予战马3000匹，结成同盟。公元997年，宋太祖病死，宋真宗即位后，立即下诏将李继迁梦寐以求的夏、绥、银、宥、静五州归还，还额外赐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节度使的头衔。
李继迁和他的党项人，在契丹辽和宋朝的夹缝中重新开启建立独立王国的春秋大梦。但由于不听部下苦劝，李继迁在接受吐蕃首领潘罗支的诈降时为重箭所伤，年仅40岁的他于次年一月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人世。建立独立王国的荣耀也不属于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父亲去世后，他在辽宋的夹缝中同样以战争为手段，经苦心经营，确立了和辽、宋在政治、军事上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在其称帝梦想即将实现时，却因疾病骤然而逝。而党项人的下一任首领李元昊，在历经了祖父、父亲两代人的奋斗后，愈加坚定了建国信心。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登基称帝，党项人的千年建国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