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发布三道求贤令,只是单纯的为了招揽人才吗?
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位于汉朝之后,晋朝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个时期,先后出现了曹魏、蜀汉、东吴三个主要政权。那么下面历史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魏武三诏令:曹操多次发布求贤令,是唯才是举,还是打压士族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建安十五年(210年)令:“……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唯才是举,吾得用之。”
在这份《求贤令》中,曹操之一次发出了“唯才是举”的呐喊。曹操看来,如果只选用清廉之士,齐桓公就不会重用生活奢华的管仲,也就谈不上什么霸业了。曹操历史性的提出了选用人才可以不注重“品德”只注重才能。“盗嫂受金”之人也可用,这与汉代以来“举孝廉”,注重清誉名流的选才标准大不一样。
十九年(214)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一年刘备夺益州,曹操征孙权受挫。在这道令中,曹操继续以“盗嫂受贿”的陈平为例,称陈平能帮助刘邦建立大汉,言而无信的苏秦能救济弱小的燕国,说明“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不能因为人的品行有短处,就弃才不用,朝廷要重用有才之人,不要有所遗漏。
二十二年(217年)令:“昔伊挚、傅说出于 *** ,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今天下得无高才异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此时的曹操已是魏王,各种礼仪车马服饰已经直逼天子。在第三道诏令中,他以伊挚、傅说、管仲、吴起、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八位有污点的谋臣武将为例,认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便出身低贱,即便曾经是敌人,即便身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都可以为“我”所用。
以上就是著名的“魏武三诏令”,曹操在210年-217年,连续发布三道求贤令,而且每道的诏令的基本意思都差不多,都是坚持“唯才是举”,不必过分强调所谓道德。“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之徒,只要有治国强兵之术,也要举荐上来予以重用。
曹操发布三道“求贤令”,是单纯的为了招揽人才,还是另有深意?
一、真心招揽人才
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情,首先不要恶意揣度他人。因此,我认为在210年曹操之一次发布求贤令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想以“唯才是举”的原则招揽人才。当时赤壁之战过去两年,孙刘联盟越来越稳固,曹操知道自己统一天下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事情,所以他想挖掘更多的人才,作出更大的功业。
曹操是一个英才卓绝的人,所以他不光是呼吁“唯才是举”,一直以来他都是那么做的。曹操早期的谋士戏志才“负俗之讥”,鬼才郭嘉“不治行检”,“性格刚戾”的程昱,有“毒士”之称的贾诩,贪财的丁斐、蒋济等等,他们在曹操麾下都成为了曹魏举足轻重的人物。
二、打破两汉以来“重名轻实”的官员选拔制度
曹操的求贤令,其实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曹操所提出的“唯才是举,不重品德”是与当时主流社会相悖的。曹操此举是为了打破两汉以来“重名轻实”的官员选拔制度。两汉实行察举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光武帝非常重视儒学,所以到了东汉中后期,社会上流行的是品鉴人物、清议高名。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曹操当年也想求得汝南名士许劭的评语,许劭本来看不起曹操阉宦出身,被曹 *** 的无奈,才给出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连曹操这样洒脱不羁的人,都需要名士的点评加持,可见当时品评、清议、虚谈风气之盛。
另外不得不说,由于察举制这一入仕机制的导向,导致两汉士人重视品德名声进入了一种“偏执”的状态。为了能够得到“孝廉”的名声,士子都“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矫揉造作的自我修饰,依讬经术以博取名声,最终入仕。我们翻开史书,往往超长守孝、为故吏奔丧、推财让人的事例比比皆是。
三岁让梨的孔融大家都不陌生,他是孔子后人,孔融就是典型的品德高尚、名重天下的大名士。然而孔融的治国理政能力实在“惨不忍睹”:为北海相时本想有一番作为,但面对黄巾军却毫无办法,结果连家室也被虏。在司马彪笔下,孔融任用小人,内政一片混乱,百姓怨声载道。
荆州牧刘表在天下大乱之前,也是大名士,“八及”之一,然而其在乱世之中虽然跨有江、汉,却仅仅是个自守之徒。许靖是许劭的堂兄,后来辗转成了刘备属下,刘备本来不想任用他,法正却劝说刘备:“许靖虽是获虚誉而无其实者,宜加敬重以眩远近。”
三、贬抑士族,为篡汉扫清障碍
逯耀东先生评价曹操的求贤令:他深深了解这批名士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所发生的作用与影响;以及他们互相标榜,臧否人物,不仅影响 *** 用人的权力,同时在社会上造就一批名实不符的浮华之士。
如果曹操想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或更进一步篡夺刘氏政权,都必须先铲除这些出身于大家世族的名士。一再强调他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彻底否定了两汉才德并举的选举标准。因此,魏武三令并不是乱世求才的权宜之计,而是曹操透过用人制度,打击大族与名士的政策。
察举制的另一个恶果,就是门阀士族的萌芽与发展。汝南袁氏“四世三公”,弘农杨氏“四世太尉”,其实东汉中后期,门阀士族已经开始萌芽。袁绍、杨修的家族由于一直有人担任高官,所以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他们的家族势力也越来越庞大,累世公卿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秩序,是每一个站在时代风口浪尖关键人物所想要做到的事情。曹操一方面是想改变东汉以来华而不实的选官制度,同时他也想遏制不断发展壮大的门阀士族,因为如果任由他们发展,他们或许会是自己前进的更大阻力。
尽管曹操一直有意无意的打压士族,坚持唯才是举,然而在他死后。曹丕为了能够获取士族集团的支持,还是进行了妥协,采纳了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最终还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或许这就是历史的潮流,不是某个人能够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