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这场王朝大耻辱买单？为啥要怪罪于太监？
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祈镇仅经过三天准备，随即率领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北征，随即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祈镇，造成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一直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二十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
如果先看“大背景”，之一个要为土木堡“买单”的人，竟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五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是就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
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也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却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是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而且，虽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确是从朱棣时代开始。
而朱祈镇的父亲朱瞻基，也同样要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了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1433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
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而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学不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曾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终是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
“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还是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
说到明英宗九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代素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十四年更被许多人看做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祈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祈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祈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却差得远。
朱祈镇即位时年仅九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五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祈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祈镇讲学，朱祈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祈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祈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
但“贤良”的王振私下里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后，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祈镇以及五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祈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祈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终心软，绕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今年，王振分外收敛。
而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做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并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并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三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
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 *** 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
同时也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
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拾得一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也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
真正导致王振在张太皇太后心中“形象转变”的，是正统四年（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却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
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
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起初对待“三杨”，王振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起先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特别是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更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
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徐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祈镇设宴庆贺，王振按规矩不得出席，王振私下里发牢骚，朱祈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后，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才真正的一手遮天。
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帜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
但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是他劝朱祈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确为“问题严重”的贪官。另外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
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
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是王振老乡，因不肯依附王振，被王振派人逮入锦衣卫诏狱，准备“秘密处死”，但王振家老仆人却向王振说情，说薛瑄在“蔚州老家”广有声誉。王振闻言后感叹“是我忘本了”，当即将薛瑄释放。因此，虽是“宦官专权”，但土木堡之变前的明王朝，并没到“国事糜烂”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