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怎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
宏观经济调控指的是 *** 实施某些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和国家经济的运行，这虽然是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但中国古代也有商品经济，并用在不同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因此也存在着对宏观经济如何调控的问题。
两种主张
在如何管理宏观经济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始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 *** 不要干预，如司马迁总结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其争”，即对国家经济更好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加以教诲，再次是通过制定法规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才是直接与民争利。另一种看法是 *** 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和介入，实行国家调控，如管仲所主张的“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即国家利用货币、价格和市场等手段来调控经济。
前一种看法可以叫做“善因论”，后一种看法可以叫做“轻重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它们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早期几乎同时出现了。
春秋时期，奴隶制逐渐走向崩溃，商品经济兴起，政治上又呈现出诸侯争霸的局面，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实现经济发展的突破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迫切要求，管仲于是提出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主张，以实现“兵强、民足、国富”的目标，继而称霸天下，他的想法得到了齐桓公的大力支持。
管仲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有一套系统的政策措施，除了“通权重”即统一货币外，还有“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的产业政策，“寓税于价”、“与之为取”的财税政策，同时主张发展工商业和内外贸易，通过降低税收把齐国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达到“以商止战”的目的。管仲甚至提出，在国家财富得到充分积累的情况下可以适当“侈靡”，即增加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从而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富人的消费，以 *** 经济，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的目的。
管仲的经济主张取得了巨大成功，经过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和调控，齐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富有的诸侯国，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死后被安葬在齐国都城临淄城南的牛山上，人们树立起高大的石碑纪念他，在他辅佐齐桓公称霸一个世纪后，孔子仍赞叹说：“微管仲，吾披发左衽矣！”
孔子赞颂管仲，但孔子的经济思想与管仲却不同，孔子主张仁、义，在义和利的关系上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与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干预经济不同，孔子更重视对经济的道德干预，孔子的经济思想对孟子、荀子、墨子、老子等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都主张“富国”，但同时普遍主张对经济不要过多干预。对了汉初，国家从长期战乱中走来，急需休养生息，相当一部分人更加认同对经济不能过多干预，这就是司马迁提出“善因论”的背景。
盐铁会议
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两种看法在中国古代一直交织并行，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占上风，有时候这两种观点也会发生碰撞，产生激烈的交锋。
汉初， *** 施行“行仁义、无为而治”的政策，对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经济活动很少干预，使商品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继位后，出于强化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内政、外交连续推出了多项重大举措，尤其是连年对外征伐，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解决 *** 财政不足的问题，汉武帝调整了管理经济的思路，接连推出了多项 *** 直接干预经济的措施，先是宣布盐铁官营，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继而垄断冶铁经营，又任用桑弘羊先后推行了算缗、告缗、均输、平准、酒榷以及货币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大幅度增加了 *** 的收入。
汉武帝的经济改革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突出的表现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使财富更加集中，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汉武帝驾崩后霍光辅政，朝廷里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以桑弘羊为代表，坚持国家继续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通过强化对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增强国力；一种以霍光为代表，主张对经济不要管得太严，休养生息，关心民情，免除田租。两种观点势均力敌，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朝廷举办了一场辩论会，公开讨论应该施行哪种经济政策。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2月，这场辩论会在京城长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三方人员：一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 *** 官员，是干预政策的“正方”；二是各地的民意代表、知名人士，即所谓“贤良方正”，多达60人，是干预政策的“反方”；三是丞相田千秋，是辩论会的主持人。这场辩论会不仅参加的人数众多，而且会议开的时间也很长，一直到这一年的7月才结束，历时达5个月。会议讨论得也十分激烈，作为这场辩论会的主角，桑弘羊一共发言114次，对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辩解。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辩论会被称为“盐铁会议”，会议的记录经整理后多达10卷、60篇，这就是著名的《盐铁论》。这场辩论会虽然议题广泛，但其实质就是要不要实行以 *** 为主导的宏观经济调控。霍光虽然没有参加辩论，但他的主张最后占了上风，会议辩论的结果，认为应当坚持汉武帝晚年轮台罪己诏中制定的政策，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重新进行调整，推行与民休息，把公田交给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同时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这些措施都是对前一阶段推行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恢复经济、缓和内外部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家干预
但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在大部分时候占据着上风。王朝更替以及大的战乱等社会重大变革发生时，往往需要在经济政策上进行重大调整，即使一些相对太平的年代，由于承平日久，旧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多，矛盾累积越来越严重，也需要经济政策有所变化。
历史上所有重大的改革几乎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也几乎都涉及到经济政策的调整问题，改革的主题要么是加强经济干预，要么是减少干预，改革的结果往往都能对前一阶段政策的偏颇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但能否彻底扭转经济局面还要具体分析。
唐朝开国后出现了类似于汉初的局面，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等人提出的主张，在经济上不做过多干预，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自己带头戒奢从简，使经济得到了恢复。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加剧，诸侯权势增强，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朝廷任用号称“理财专家”的刘宴主持财政工作，及时推出了多项措施加强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唐朝前期盐税一直很低，食盐实行的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政策，刘宴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又推出常平盐法，派盐官运盐到边远地区存储，在食盐供应困难、价格上涨时以平盐出售，调节盐价。在粮价管理上 *** 也积极介入，以往遇到丰年商人都会压低粮价，农民损失惨重，刘宴推出政策，遇到丰年时让各地以适当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丰则贵取”，避免出现谷贱伤农的事情。而在欠收年份，有商人抬价时 *** 则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粮食，“饥则贱与”，这些政策都取得了成功。
宋朝立国后也重视农业发展，宋太祖立下“勒石三戒”，要求休养生息，不许瞎折腾，经济也很快得到恢复。但随之而来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国家财政收入的水平虽然已经很高了，但仍陷入困难，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主导变法，目的也是想通过行政、法律的手段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增加财政收入，摆脱经济困局。再以后，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清朝的“一条鞭法”等，这些著名的改革尽管处在不同的时代，但其推出的背景也大都相似，每一次改革都是一轮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都试图以国家手段的介入使问题丛生的经济摆脱困境。
天生缺陷
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愿望都是好的，但效果却不尽相同。
有的调控措施推出恰逢其时，措施也很贴近实际，更高统治者的改革意志也很坚决，所以取得了成功。有的调控措施力度虽然也不小，措施也很有力，但效果却不理想，改到一半就遇到很大阻力，被迫草草收场，有的调控措施甚至被彻底推翻。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强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一开始声势十分浩大，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接连推出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调控措施，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仅完备而且充满了超前意识，但这些政策措施推出后立即引来了激烈争论和反对，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进行，最后不得不半途而废。
反思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更高决策者宋神宗意志不坚决，有人认为是既得利益者势力太强大，有人认为是改革者没有做好宣传发动，没有争取到百姓的广泛支持。其实换一种角度看，问题恐怕更出在改革措施本身上，这场为改变积贫积弱面貌而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一开始似乎就真的只定位在“富国”、“强兵”这两点上，调控措施很多，但真正有力度的只是财政、税收这些领域，无论是青苗法还是方田均税法、募役法，要点都是如何改变收税方式，而不是在生产、流通环节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使生产力得到释放。
中国古代大部分失败的和虎头蛇尾的改革往往都存在这个问题，问题严重了改一次，改一改情况好点儿，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于是重新去改，由此陷入改革和调控的循环与怪圈。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往往一开始就只着眼于国家的财政和税收，只想“富国”，而没有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智慧和勇气，结果只是换了一种 *** 向百姓收税而已，没有起到调控经济的目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宏观经济调控变成了一次简单的“理财”活动，又从“理财”变成了“敛财”，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