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外交：唐朝皇帝为何能让猖狂的日本俯首称臣？

白江，是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即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公元7世纪，这里发生了中日之一次战争。这一场战争，改变了东方的政治格局。这就是“白江口之战”。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入侵朝鲜半岛，继而侵略中国的野心。自公元664年开始，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

早在公元1世纪，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分成高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公元6世纪时，和中国接壤的高丽因与中国隋唐王朝的作战，高丽便与突厥、百济、以及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结成同盟以抗衡中国。而中国隋唐王朝则与受到高丽、百济威胁的新罗国结盟，以牵制高丽、日本等国结成的反华同盟。

唐高宗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3月，百济在高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武烈王向中国求救。唐高宗李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领13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7月，百济军大败，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

第二年，百济僧人道琛联络百济遗臣密谋复国，两次派使者前往日本乞援，并请求放还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翌年春天，日本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率170艘战船，护送百济王子丰璋回国。丰璋归国后，被扶上百济王的大位。随后，他就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其间，日本企图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向百济政权提供了大量援助。

然而，好景不长，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刚刚拼凑起来的百济朝廷，因为内部权利划分不均而发生内讧。在百济王丰璋要求下，日本派出重兵入朝参战。于是，白江口海战一触即发。

当日本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唐高宗当即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大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刘仁愿部。9月，唐军会合，刘仁轨决定先攻取“群凶所聚”的百济军巢穴周留城，认为“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及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沿白江，即今日韩国锦江而下，从水陆前往周留，以便水陆同举，攻打周留城。

9月27日，日本支援百济的水军先头船只在白江口遭遇刘仁轨军，双方进行交战，日军不利而退。28日，日军将领和百济国王会商情报。认为日军有战船400多艘，唐军仅有百余艘战船，战胜唐军不成问题。由于日军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盲目地制定了“我等争先，彼应自退”的战略战术，就这样，日军也没有进行整顿部署，便冒然“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双方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军“左右夹船绕战”，打乱了日军阵形，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一时间“海水尽赤”，数万日军或溺水身亡，或被唐军捕获。在白江口之战失败的打击下，百济王仓皇逃往高丽，余部全部归降。至此，百济国彻底灭亡。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中国历史上的之一次抗日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进攻日本本土，则他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连连派出“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在此后的1000多年里，日本就游离于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外，对中国充满敬仰之情，积极向中国学习，它的许多制度、文化习俗，都是来自中国的影响和熏陶。

直到16世纪，进入了丰臣秀吉时期，日本才出现了大变局。丰臣秀吉是之一个以征服朝鲜半岛、进一步征服中国为目标的日本野心家的代表。他提出了三部曲，先征服朝鲜半岛、再征服中国。后来的甲午战争也是一以贯之的思路。这是日本的战略选择，恐怕至今从来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