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天皇是如何逃脱战争罪责审判的？
1945年，对日本领导人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机构正在缓慢形成，起诉和逮捕在难以预料的时间一波波到来。9月11日，宣布了对之一批战犯嫌疑人的逮捕，接着是不祥的平静，直到11月19日第二批逮捕令发布。12月的之一周，许多军部高官和官僚们被添加到了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行列，包括前首相近卫文和天皇身边最亲近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等人。
12月6日，杜鲁门总统任命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keenan)，带领40名部下抵达东京。两天后，麦克阿瑟为日益临近的审判设立了国际检察局(ips)。依照日本历，这一天正是珍珠港袭击4周年。1946年1月19日，盟军更高司令官(scap)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至于哪些被告将首先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直到3月11日才宣布。审判开始于5月3日。直到此时，更高统帅部和国际检察局在理论上仍然有可能起诉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
在宫廷圈内，天皇是战争罪犯的观念自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天皇应当对战争和战败承担一定责任的想法，却是被认真考虑的。在更高统帅部表明其立场坚决反对除利用裕仁之外的任何政策之前，天皇本人曾有过这样的考虑。8月29日，在胜利者踏上这片神国的土地的前一天，天皇对木户幸一谈到了退位的问题，认为可以将此作为免除他忠诚的大臣和陆海军将领们的战争责任的 *** 。木户告知天皇这并不可取。9月中，在天皇知情的情况下，天皇的内叔父东久迩宫率内阁秘密讨论其退位事宜。尽管有些阁僚力争天皇对战争并不负有宪法责任，但有其他大臣强调，天皇对国家、战死者和战争遗属负有战败的道义上的责任。
10月的之一周，东久迩宫首相私下会见了他的侄婿裕仁，并劝其退位。东久迩宫表示，愿意放弃自身的皇族地位。据称他的提议被驳回了，理由是时机未到。几周后，裕仁语调平淡地告诉他的侍从次长说，万一退位的话，他希望找到一位有才能的研究者，协助他的海洋生物学研究(这是数年前，天皇为树立其真正现代人的形象，自己选择的学问领域)。
1月4日，有关战争罪行的公众舆论升温，对煽动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任职者开始大范围的彻底的清查。天皇让木户幸一的继任者侍从长藤田尚德调查，时下更高司令部是否希望他退位。藤田对此表示反对。裕仁一直热心于研究历代天皇的先例，1月下旬他让学者为他讲授宇多天皇让位之事。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于31岁时退位。裕仁还将英王室看作是现代皇室礼仪的参考典范，让官员扼要汇报英王退位的惯例。
天皇退位的话题很快泄露给了媒体。1945年10月下旬，近卫公爵公然提起天皇退位的可能性，然后又迫于内阁压力发表了修正声明，引起骚动。近卫公爵不同寻常地直率表示，天皇在未能回避与美国的战争以及未能尽早终结战争两方面，都负有重大的个人责任。翌年2月27日，这一话题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据《读卖报知》报道，前首相东久迩宫向一位美联社记者透露，更高层正在认真讨论天皇的退位问题。如果裕仁自己选择退位，将会得到皇室全体的支持。数日后，东久迩宫直接告知日本新闻界，他个人曾经敦促侄婿裕仁考虑退位的三个适当时机。尽管之一个时机当投降文件签署之时已经错过，另外两个适当的时机还未到来。照东久迩宫看来，裕仁应当在宪法修正之时或是占领期结束、和平条约缔结之日考虑退位。新闻界甚至推测最有可能的是天皇之弟高松宫摄政，直至皇太子成人。
《读卖报知》耸人听闻的报道，倒是与宫内省枢密院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一致。会上，天皇31岁的幼弟三笠宫，间接敦促天皇为战败负责。三笠宫力劝， *** 和皇室总体上必须超脱旧式的思考，于今采取大胆的行动。厚生省大臣(后来的首相)芦田均当时在场，他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每个人都在思考三笠宫的话，而天皇陛下忧虑的脸色从未如此苍白。
尽管如此忧虑，天皇显然大约正是此时决定不退位。他对侍从次长木下道雄说，他怀疑任何人有资格接替他的位置。他的三个兄弟，高松宫曾是公然的参战派，秩父宫体弱多病，三笠宫太年轻缺乏经验(三笠宫现年31岁，比裕仁1921年摄政时的年龄大11岁)。天皇告诉木下，他遗憾叔父不大注意面对新闻界的言辞。
政治和思想领域的著名人士们，开始发言支持天皇退位。新近任命的东京帝国大学校长、自由主义者、基督教教育家南原繁，在总体上对天皇制进行了善意的评价，但是主张裕仁应该因道义原因退位。辅佐近卫起草明治 *** 的保守的宪法学者佐佐木忽一，也以道义的理由赞成天皇退位。严格的保守派哲学家田边元，对佛教概念忏悔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希望天皇引退而成为贫与无的象征。他还敦劝将皇室财产用于救济贫困的人。
对裕仁退位最轰动的公开呼吁，是著名诗人三好达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6月号的《新潮》杂志。三好达治解释说，他并非是认同东京战犯审判的支持者们对战争责任的看法，即天皇对侵略和暴行负有直接的、政策决定上的责任，但是也不接受天皇支持者们所推出的热爱和平而又无助的仁慈君主的形象。他强调说，问题在于，这并不仅是战败的责任问题。三好以不同寻常的强硬口气，谴责天皇对自身职责甚为怠慢，并且负有对战场上为他捐躯的忠良将士背信的责任。
三好宣称，天皇曾是大元帅，却未能制止军阀者流的横行。天皇以家长的口吻呼臣民为赤子，却驱策明知道将会失去控制的陆海军士兵赴死。作为国家元首，他现在应当由自己承担起这场灾难的责任，树立道德的典范。天皇在战时的统率，无论在大势判断、临机应对、起用人才、体察民情，还是把握时机终止战争方面，都是无能的。既然天皇已经宣布自己不是现人神，那么他现在就应当像个凡人那样退位。
假使占领军当局选择敦促裕仁退位的话，显然不会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存在。天皇近侧的人士也承认这一点。而且可悲的是，公众将如同接受战败本身那样，轻易接受天皇的退位宣言。保守派则会将天皇的退位正当化，并且借此对天皇制的道义的高洁再次加以确认。天皇制民主仍然会在新君主的统治下发扬光大，而裕仁悲惨的昭和时代(如此反讽的命名，昭和两字原本意味着光辉与和平)将会落幕，战争责任问题则会显得一片光明。
当然，麦克阿瑟及其助手对局势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对日本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1月26日，原海军大将、总理大臣、天皇的心腹米内光政，恳请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发表见解，更高司令官回复说，此举并无必要。一个月后，宫中与更高司令部之间的日本联络官报告说，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局长戴克(dyke)准将建议，为转移公众注意，天皇可以离开东京，将宫廷移到京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里一直是皇家的传统地盘。翌日，三位与民间情报教育局有关系的日本人，给侍从次长木下道雄带来了一份值得注意的、长长的备忘录，总结了戴克准将有关皇室的问题的见解。文件开篇就坦率主张，维护天皇对于建设民主的日本是绝对必要的。
1946年3月初，侍从次长被告知，菲勒斯将军担心天皇周围的可笑之人，给予天皇坏的建议。这大概不仅是指皇室的异端人物东久迩宫和三笠宫，还包括给天皇安排关于宇多天皇退位与英国国王退位讲义的宫廷顾问们。菲勒斯告诉米内大将，非美国的思想正甚嚣尘上，甚至在美国上层，要求逮捕裕仁接受战犯审判的呼声依然具有影响力。
3月20日，菲勒斯邀请寺崎英成、寺崎的妻子(菲勒斯的堂姊妹)格温(gwen)和他们的小女儿晚宴。饭后，身为天皇近侍的寺崎，直率地询问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的想法。菲勒斯先是指出自己不能为麦克阿瑟代言，然后强调说，麦克阿瑟是天皇真正的朋友。他告诉寺崎，麦克阿瑟将军近来已经知会华盛顿方面，假使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陷于混乱，届时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占领军的规模。
即使天皇对战争负有技术上的责任，他仍然抱持这样的观点。至于说到退位，可能还会围绕继位的各种问题引发混乱。因此，菲勒斯相信麦克阿瑟不希望裕仁退位。寺崎询问，更高司令官是否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制止新闻界不谨慎的所谓天皇退位论，从而使日本国民感受到乌云散去，重见天日。菲勒斯回应说，这将甚为困难。
菲勒斯向天皇的近侍透露的，是麦克阿瑟发给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dwightd。eisenhower)将军的机密电报的要旨。在这封回应华盛顿要求调查天皇战争责任的电报中，麦克阿瑟全力以赴地为天皇辩护。1月25日，更高司令官致电艾森豪威尔，调查已经实施，未发现过去10年间裕仁与日本的政治决策相关联的证据。麦克阿瑟将天皇描述为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并且警告说，如果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遭受极大的动乱、分裂，数百年都难以完结的民族间的仇杀。 *** 机构将会崩溃，开明的实践将会停止，游击战将会打响，引进现代民主的所有希望将会破灭。而一旦占领军离去，将会由被损害的大众中产生某种共产主义路线的强力统治。
在战犯审判正式开始之前，更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局(ips)和日本官僚们在幕后操作，不仅防止裕仁被起诉，而且歪曲被告们的证词，以确保没有人会牵涉到天皇。原海军大将和首相米内光政，遵照菲勒斯的建议，显然警告过东条英机不要以任何方式归罪于天皇。然而，这种决定审判性质的日美协作还远不止此。
日本宫廷和 *** 的高官与更高司令部协作完成战争嫌犯名单，最终以甲级战犯嫌疑逮捕百名著名人士(其中仅有28人被起诉)，并且在公判期间监禁于巢鸭拘留所，让他们独立宣誓保护其君主不负任何战争的责任。1947年12月31日，这种紧密维持的日美协同作业，为东条英机的法庭证言所证实。东条暂时偏离了天皇无辜的既定协议路线，提到了天皇的最终决定权。美国主导的检察当局立即做出安排，秘密指导东条，让其撤回证言。
这些将天皇剥离于任何战争责任的努力，超出了天皇自身的期望，导致失去了利用他澄清历史记录的机会。
成功赦免天皇战争责任的行动毫无限度。裕仁不仅以无辜的面目出现，摆脱了任何可作为战犯起诉的正式行为，他还被打造成了近乎圣洁的人物，甚至对战争不负有道义责任。对于思虑更深的内部人士来说，这样的实用主义就更令人苦恼。例如，在1946年初写给杜鲁门总统的长篇报告中，美国国务院驻东京代表乔治艾切森(georgeatcheson)直率地陈述他的主张：天皇是个战争罪犯，而且如果日本想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废除天皇制。尽管如此，艾切森也相信，在当前的局势下，维持天皇制、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才能避免社会的混乱和更好地发挥民主。他大胆进言，天皇退位可能是将来的善策，但是更好推迟到宪法修正实现之日。
此后不久，艾切森就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殒命，没能见证后来的天皇退位风波。尽管1946年9月日本 *** 正式宣布天皇现时无意退位，但是他退位的可能性在此后两度重现。1948年，当东京审判临近判决之时，天皇的道义责任问题被旧事重提。
美国人照常要压制天皇退位的主张。1948年7月，尽管菲勒斯已经退休，并且于一年多之前就离开了日本，他还是火速给寺崎写了一封私人信函，表达他对美国新闻频繁言及陛下退位的警戒。
天皇的心腹老友木户幸一曾经告诉他要一直准备着的时刻。木户在1945年12月离别天皇入狱之时强调说，皇室的荣誉，要求裕仁负起败战的责任，但是只有当占领军撤退、和平条约缔结、日本恢复 *** 之日，才是履行责任的适当时机。1951年10月，仍在服刑期间的木户幸一，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曾经给天皇写信，重申以上观点。他忠告说，退位是服从真实的行为。它将安慰包括被处刑的战犯家人在内的战争遗属，并且对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团结做出重大的贡献。木户写道，如果天皇未能把握此次时机，最终结果将是唯独皇室不承担责任，这将导致莫名的情绪滋生，可能会种下永久的祸根。
木户幸一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见解，与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天皇应当为战败承担责任。他应当清算历史，并向以他之名发动的战争中受苦、死去或失掉亲人的臣民谢罪。以此方式，他将会清除在日本历史上最恐怖的时期中沾染在天皇宝座上的血迹。
然而时运往复，这次并没有麦克阿瑟这样的铁杆儿人物撑腰。11月，消息传回木户那里，天皇正认真考虑退位，并且再次受到周围人士的鼓励。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迎接盼望已久的 *** 回归的致辞中，天皇表明了他继续在位的意向，丝毫也没有提到他个人的战争责任，尽管在原先的文本中包含了朕为败战的责任向国民深为致歉的表示。为何谢罪的言辞最终被删除？因为，据说天皇被一位顾问的巧妙设问所说服：现在陛下还何须以如此强烈的语气谢罪呢？
40年刺杀日本天皇特使
紧随东洋马进入胡同的，是一名穿黑裤的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突然，这名穿黑裤骑自行车的中国人追到了东洋马后边，砰、砰、砰，连开7枪。
两名日军中佐惊叫着，应声从马上摔了下来，一个当场毙命，一个重伤。黑裤男子随即飞车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这两个日本人到底是什么人？凶手到底是谁？他们又为什么被杀呢？
刺杀事件发生后，日军马上下令，立刻封城，全面搜捕杀手，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日军如此紧张，他们的遇刺为什么会引发日军极度的震惊和恐慌呢？这两个日军中佐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很遗憾的是当时日军在撤离北平的时候销毁了很多档案资料，所以没能找到他们的照片，但是找到了他们的档案简历。
高月保，岛根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陆军大学第44期毕业，贵族院议员，有着男爵贵族头衔。
乘兼悦郎，佐贺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系贵族出身。
这么两个有着特殊身份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中国呢？
当时，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是华北，而 *** 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华北却日渐壮大。1939年夏季，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试图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
考虑到日军有可能西进，于是八路军高层决定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的破袭战，以此打击日军，坚定全国坚决抗日的决心。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石家庄至太原的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所以称之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持续几个月的大规模猛烈攻击给华北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被打痛了的日本朝野一片惊呼，他们无法理解已经占领多年的华北，竟然存在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
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是一个叫多田峻的人，由于百团大战，多田峻备受指责，多田峻也上奏折为自己辩解，声称八路军的进攻只是暂时性的，并且遭到了遏制，华北局面已经稳定，驻屯军无可指摘等，并请日本天皇派员到华北视察。
由于多田峻以往的战功，最终日本国内对他还是决定不加追究。既然不予追究，就更要表示对他的信任，于是日本天皇通过日本议会，派出两名特使前往华北宣抚，表示对多田峻的勉励，这两个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高月保和乘兼悦郎。
其实除了宣抚之外，这两位特使还带有其他的秘密使命，那么这特殊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关于这两位日本天皇特使，相关的中文资料中介绍的不多，只提到两个人都是日本议会贵族院的成员，军衔都是陆军中佐。
其实，这两位在日本陆军中，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特别是高月保。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高月保被分配到欧洲担任见习武官，1934年担任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少佐武官，主攻对苏联的战略情报工作，被称为拉脱维亚的樱。
1938年回到日本后，参与对华细菌战，是指导对华细菌作战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被杀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中佐副科长、华北方面军参谋。
乘兼悦郎是高月保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在到中国前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之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旅团长侍从参谋这个职务听起来十分古怪，而且这个职务在日军中是独一无二的，原来陆军之一旅团的旅团长是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太子李垠。
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皇族子弟被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狂热亲日，被日本授予昌徳宫李王垠称号，担任之一旅团旅团长等职务。
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方面对他从不放心，监视控制的工作就落在了乘兼悦郎的身上。于是乘兼悦郎也就成为一位特殊的侍从参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乘兼悦郎起着相当的作用。
两位特使都有着丰富的履历表，那么这次他们的秘密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派遣两位特使宣抚华北驻屯军的身份固然重要，但他们还有另外的使命。我们在相关档案中找到了一份秘密的文件，文件是用日文写的，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高月保到华北后，预定不再返回，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
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高月保是日本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以增进驻华日军对南进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而乘兼悦郎被派到中国，则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殖民经验，可以为多田峻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对日军来说，不幸的是两位在日本陆军中堪称人才的高级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皇城根被人当成了人肉靶子，说来也奇怪，这日本特使来中国是为了宣抚，没事大白天的为什么要骑着马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呢？
我们这里还找到了一份当时北平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上面是这样描述的：
两个日军军官是方面军参谋，在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
实际上高月保的确是还没有上任的方面军参谋，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部门的资料。而说两人是骑马上班就更有点牵强附会了。
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作为日本天皇特使来到北平，多田峻对两人可谓是恭敬倍加，无论吃还是住，安排都是之一流，当时两人就居住在孙中山在北平的行辕和敬公主府，也就是今天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
说两人是骑马上班，显然是荒唐至极，因为当时的华北日军司令部，就设在今天的张自忠路3号，也就是段祺瑞执 *** 旧址所在地，两地仅一墙之隔，这么近的距离，根本不需要骑马上班，说两人在上班途中遭袭更属于一种有意的误导，实际上这两个日军军官当时根本不是办公，那又是为什么呢？
1932年奥运会马术金牌的获得者西竹一男爵，是当时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主席，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除了每天骑马散步外，俱乐部的成员还要进行一些马术训练。
说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了吧。这两位特使即便是到了北平，依然保持着每天遛马的习惯。对此，汪伪当局也是十分重视，为了安全考虑还为两位特使的遛马路线做了精心的安排。
这场刺杀事件，从刺杀方式和刺杀地点上分析，显然是经过周密计划和详细部署的。刺客选择在公共场合实施狙击，并且还选择了两个特使最有规律的每天早上的遛马时段下手，可见他们对两个特使的行动习惯是做了一番研究的。我们先来看看高月保和乘兼悦郎的散步路线图：
从段祺瑞执 *** 出发，沿今天的平安大街向东，到达东四十条路口，也就是今天的平安大街一带。再向南，沿东四北大街到达今天的东四牌楼。然后从此处向西，经过隆福寺和今天美术馆、皇城根、沙滩到达北海，最后穿过北海向北到达今天平安大街返回住地。同时整个遛马路线设有多个军警机构：东四十条路口，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所在地。东四牌楼所在路西的什锦花园，是日本在华北地区的茂川特工总部。随后经过的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巡警阁子。北海的团城和沙滩红楼还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宪兵。
日军还派遣了骑自行车的警卫人员随行，很难想象会有人在这段路上进行狙击。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刺杀事件就在这里发生了，而且这还不是一次简单的刺杀行动。
那么是谁策划了这一场刺杀？刺客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光天化日之下，在北平城，在日军司令部附近，在日本宪兵的保护下，竟然有人胆敢刺杀堂堂的日军中佐。汪伪当局暴跳如雷，又恨又怕。北平各城门立即 *** ，城门全部关闭，城头拉起电网，不许任何人出城。
城内的汪伪军、警察、宪兵倾巢出动，四处盘查搜捕。这里有一份1940年11月30日，也就是事发第二天关于侦缉东皇城根狙击日军人犯的密谕影印件：
当经严饬检查城门等处，料此暴徒尚必隐匿市内，除已另案通饬严加踩侦究办外，所有本局各官长警等无论服勤及勤休之时，应一律严行注意，苟有线索务即侦查，如能破案获办者，本局长奖洋五万元，以励有功。此渝。
在这份文件的最后，还提出了几点线索：
一、犯人年约三十余岁，脸色青白，面平，穿黑色布袍及马褂，当时并手推无牌新脚踏车一辆。
二、又无牌新脚踏车必系新购，从此点着眼侦查亦是线索之一。
三、本密谕禁止登报。
刺杀事件发生后，日军中佐被枪杀得消息在北平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北平的老百姓欢欣鼓舞，相互转告，越传越神奇：有的说，西山八路军进城了，专打鬼子；有的说，北平城外全是抗日的队伍，小鬼子快完蛋了；有的说，重庆方面派人刺杀了小鬼子。一时间人心惶惶，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194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民报》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标题是京师一大不幸事，日本军官突被狙击。
刺杀事件发生后，这个黑衣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无论汪伪当局怎么折腾，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