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人物慎到的介绍 慎到的思想

慎到（约前395--约前315）赵国人。战国时道家、法家思想家。早年学黄老道术，曾以齐国稷下讲学而负盛名，受上大夫之禄。齐闵王十七年（前284）离齐至韩，为韩大夫。《庄子天下》把他与田骈同归一派，后成为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主张尚法和重势。由弃知去己观点，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子》）的法家政治主张，强调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同时重视势治，以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蹳贤者（《韩非子难势》），权势者应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其著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42篇，列法家，现存残本仅7篇。

慎到的思想

民一于君，事断于法

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在君主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执法，反对人治。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用他的话说，就是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他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慎到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坚决主张法治；而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尊君和尚法。所以他说：民一于君、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要求民一于君的主要理由是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为了尊君，他不仅反对与国君分庭抗礼的贵族，也反对儒、墨的尊贤、尚贤，认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主张君立则贤者不尊、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民一于君在法律上的表现，是只有国君才有权立法和变法，各级官吏只能以死守法，严格遵守和执行君主的法令。一般老百姓则必须以力役法，受法令的役使。但他的民一于君又是有条件的，即国君有权立法、变法，但不能随意立法、变法，而应以道变法，具体说，就是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他这种人莫不自为的人性论，实质上正是当时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新兴地主阶级私有观念的反映。他认为国君如能因人之情来立法，立法以后凡事一断于法，就能治理好国家。重势和无为而治

他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

慎到的无为而治，包含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即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他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而且国君如果事必躬亲，一个人去为善，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甚至会私其所知，不肯出力，国事如有差错，臣反责君。慎到认为这是乱逆之道，是君臣易位，国家也就不可能不乱。在无为而治方面，慎到和申不害主张是相似的，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

在慎到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势被置于法、礼之上，被认为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慎子关于势的理解，历代为正统思想所斥，但只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贵势的思想基础是人的平等，即君主与匹夫一样。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天生圣人，作君作师理论，是道家齐物论哲学的应用。为了进一步说明势，慎到还引进了一个概念：定分。所谓定分，即分定名分占据之义。君主是国家机器的主轴，君权一定要大于臣权。慎到提出得助于众来实现此目标，核心是人， *** 是兼畜下者。君主得势在于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民能与君用；(二)上下关系。

慎到的权势集中论的基础在于：权势大小取决于下、众支持的多少。其权势论最精彩处在于君主为天下说，意即君主立天下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而是有利于社会的治理。为了进一步要求国君为国家服务，慎到提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即国君由百姓供养，其权力是百姓授予的，而非天子自己取得。因此，国君、天子为国家、为民众是当然的义务。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君权神授说。

基于贵势理论，慎到鲜明地主张法治。他认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保持人心之平稳与和谐，对于维护国家系统的稳定有关键意义。要达到这个目标，慎子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法治。一人心是法治的本质。

人治还是法治，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焦点，慎到明确指出人治是一种更大的私，慎到的立法原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社会化。立法要遵循人性的好利，是一条原则。但法不能满足一切私利，慎到的又一条准则是立公去私。公具有一般意义，高于君主利益。为了保证人们能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职守，不得逾越。这样所有的臣民都被法分解成特定的个体，法是唯一的连结纽带，便于君主控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别重视势、术、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观点。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一方面，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所以，他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说，任其自然，则万物亨通，化而变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他在《民杂》中说：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焉。是故不设一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不足也。大君不择其下，故足。不择其下，则易为下矣。易为下则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太上。

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这就是在治理百姓时也要因其所能，不要偏取，有所去取，这样才能富足。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法和势。法就是法律、法规，势就是权势。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势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认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他明确地说过：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从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这是《韩非子难势》中转引慎到的话。龙蛇之所以腾空飞天，主要凭借云雾的威势，一旦云雾消失，龙蛇就与地上的蚯蚓一样，无所作为，原因在于失去了它们赖以飞腾的势。同样，没有了权势，聪明贤能如尧这样的君主连三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权势，昏聩平庸如桀这样的人却能使天下大乱。所以，他主张抢法处势；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把法看成了国家的根本，是维系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可靠保证。慎到认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国，不能只是摆设。他说：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什么都要用法来实行、判断、裁定，不能有所遗漏。法有种种作用，所以，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慎子威德》）然而，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艺文类聚》卷54引《慎子》）法必须不断变化以顺应时代，否则，法就会衰败，就会走向死亡，所以，作为国君的责任之一就是变法。

表面上看来，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与以法治国是矛盾的，实际上，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顺其自然，法也必须遵循自然本性。很明显，慎到的思想是老庄道学与法家的合流。《慎子》一书中，没有术的概念，但他的贵势，尚法理论要得到推行，就不可能没有一套 *** 。慎到把驭人之术总结为两条：(一)尚法不尚贤，(二)君无事臣有事。慎到反对尚贤，并不反对任能。能与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指技术性的才干，而贤是道德、政治概念。君主的领导艺术在于知人之能而善用之。君主要有得当的驭臣之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事必躬亲。至于用什么人，慎到不用忠臣，不相信那种空言忠心的臣子。

这里区分两个概念：自我与为我。前者是人的本性，后者是君主的私欲，要臣下舍身奉献，即忠臣。与此联系，慎到反对用忠臣，并不反对用能臣。他用直率的语言，揭露出君臣关系的本质，在政治思想史上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