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真相 宁都会议中的 *** 和周恩来关系如何
宁都会议中 *** 的军权被剥夺，而当时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人，所以很多人错误地认为， *** 的遭遇周恩来有一定的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周恩来曾在会议上为 *** 据理力争。那么，宁都会议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1965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到 *** 处汇报工作，其中谈到对经济指标党内有不同意见。 *** 说，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这句话是 *** 30年前，即江西苏区时期，在宁都会议上说的。在那次会议上，博古、张闻天、顾作霖、项英等人，对 *** 进行了批判，并剥夺了指挥三次反围剿胜利的 *** 的兵权。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对 *** 不服判决的发言印象深刻。于是，周恩来就检讨自己保守，把年初的钢产量定低了等等。然后联系到宁都会议时前后的情况，说自己有时候容易犯右倾错误，一段时间就和博古他们站到一起去了。 *** 摆摆手，笑言道：恩来，你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往自己身上揽，你不用多虑，有些人是觉得我 *** 的思想过时了，不想跟我走了，可是，你还会跟我走的。
那么，当时的宁都会议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由于此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留下来，会议的原貌只能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有关此次会议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之间的电报来往来推知了。因此，会议中间的一些关键处，恐怕是不能复原，扑朔迷离的印象就难免了。包括会议记录为何会丢失，都是一个待解之谜。
周恩来是1931年到苏区的，当时的苏区中央局 *** 书记是 *** 。但是在1930年苏区中央局成立时，政治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 *** 中央的工作不可能分身，书记由先到江西苏区的项英 *** 。打ＡＢ团问题发生后，项英被指责为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遂改由 *** ***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书记一职自然回到他的肩上。
但在文革中，四人帮说周恩来夺 *** 的权，则是指1932年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的苏区中央局特别会议。
在会议上，一方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另一方以 *** 、朱德、王稼祥等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就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据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 *** 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 *** 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周恩来因为在前方指挥作战，是在会议半途参加的。一开始，会议由任弼时主持。后方中央局的一些同志自恃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发言气势逼人，要求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9月下旬，临时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对于临时中央的指示， *** 、朱德回电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同时前方中央局发出了一个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而不是临敌主动出击。对此，后方中央局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于是，在10月3日至8日召开了宁都会议。会议不在后方而在前方的宁都召开，本身就有后方督战前方的意思。
在会议上， *** 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 *** 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 则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据理反击，致使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 *** 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加重了对 *** 的指责。
指责不仅没能使 *** 屈服，反而激发起 *** 的斗志。朱德、王稼祥明确表示支持 *** 的主张。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 *** 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 *** 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王还说，我与 *** 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老乡我们要看谁的主张对革命更有利。最后他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一番话，使会议陷入了僵持之中。
王稼祥时年28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但他回国早，1931年3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 *** 战略战术的高明，所以，他坚决支持 *** 。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 *** 则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王稼祥的发言，使会议形成了前后中央局对垒的僵持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来了。他是 *** 苏区中央局书记，此后的会议，便由他主持。他是中央苏区的更高首长，有最后的决定权。
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周恩来采取了调合双方的立场。他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后方中央局个别同志对 *** 的批评过分了，并提出两种解决方案，或者由 *** 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 *** 协助。 *** 本人则认为既然不能得到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 *** 的主动退出，使周恩来如释重负。
最后，会议在研究对 *** 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主张将 *** 召回后方，专做 *** 工作，并发出了一条通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之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 *** 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 *** 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 *** 。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通令由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共同签署。
对会议的争论，后方中央局的同志表示要上书临时中央请求指示。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到达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 *** 已离开前线回了后方。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65年周恩来向 *** 作自我检讨，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件事。
那个时候，周恩来刚到苏区不久，对 *** 及其才华了解不深，两个人也还没有开始真正合作。就党内来说，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是高于 *** 的。 *** 的脾气是，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
两个人的正式合作是在遵义会议以后。英国人肖特在其《 *** 传》中的有关说法可以作为佐证。书中说：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曾悲痛地承认，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 *** 的意见。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 *** 政委，意指 *** 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
这是 *** 第二次失去军权。之一次是1929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 被免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离开部队，到地方上去指导工作。第二次如同之一次一样， *** 也是离开部队专做 *** 工作。心情压抑的 *** ，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1933年1月，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完全听从王明的指挥， *** 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 *** 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 *** 倒了霉。
*** 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 回忆当时的处境时曾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足见宁都会议上的挫折，在 *** 的心中占有多重的位置。由此不难想象，人们在会议上的态度，不能不在 *** 的印象里留下痕迹。当然有些东西会让 *** 改变看法，而有些东西则让 *** 的看法固定下来。那么，会议记录的付诸阙如，愈加深化了宁都会议的扑朔迷离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