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在司马光死后险些被毁于一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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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记录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这段时间跨度长达1362年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编年体史书。即便到了今天，《资治通鉴》中的许多案例典故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没读过的人只知道它是一部很有名的历史书，读过的人却能体会到这部编成于900多年前的巨著原来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职场、经商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启发。
不过，这部被后世誉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的《资治通鉴》在司马光死后不久曾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险些被毁于一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自从“王安石变法”开启后，北宋朝廷便分裂为两派，一边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一边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而《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正是旧党的领军人物。
宋神宗在位时期，新党风光无限，旧党中的核心成员都被明升暗降外放到洛阳养老，司马光就是在这期间完成了他的不朽巨著《资治通鉴》。然而宋神宗去世后，旧党在皇太后高滔滔(宋神宗之母)的扶持下执掌了朝政大权，这下就轮到新党成员倒霉了。宋朝官员之间因政见不合而内斗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此前的斗争都比较温和，比如新党掌权时期，旧党虽然失势，但仍可以享受高干待遇。可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掌权后，斗争却迅速升级，新党成员纷纷被贬官外放，而且很多人被贬到了广东、海南这些地方。要知道在北宋的时候，广东、海南等地还属于未开化地区，把官员贬到这些地方相当于给判了流放。自此，新党和旧党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高滔滔去世后，宋哲宗(宋神宗之子)开始亲政。他厌恶旧党的保守政策，于是又大批起用新党。在遭受旧党残酷打击的新党重回政治舞台中心后，自然也要对旧党进行清算。北宋后期的党争就这样愈演愈烈。
后来宋哲宗英年早逝，他的弟弟赵佶承袭皇位，史称宋徽宗。与宋徽宗搭班担任宰相的是北宋历史上排名之一的奸臣——蔡京。
蔡京为人八面玲珑，曾在旧党和新党两边都混得不错。但蔡京骨子里其实彻底反对旧党的保守政策，因此他上台后不久就对旧党发起新一轮的清算工作。具体做法是将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人在内的309位大臣列入“元祐奸党”(元祐是宋哲宗之一个年号，当时朝政大权掌握在旧党手中)名单，然后将这309人的名字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这块石碑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元祐党人碑”。
按照规定，所有列入“元祐党人碑”中的奸党生前作品要全部严加审核，稍有不合适之处就要整部予以销毁。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记事》、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重要作品都遭到毁灭性打击，好在当时活字印刷术已经发展起来，所以不少作品虽然原著被毁，但印刷版本还是在民间得以保存下来。
司马光在“元祐党人碑”中排名之一，因此他的著作应该是重点打击对象。可是在这场北宋版的“焚书”运动中，《资治通鉴》却躲过了一劫。按理说，“小啰啰”们的著作都被打倒了，“黑老大”司马光的作品更不应该留存于世，“毒害”世人。可是当时包括宋徽宗、蔡京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敢打《资治通鉴》的主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中隐藏着一块“免死金牌”，那就是该书的序文是由宋神宗亲自书写的，而且《资治通鉴》这个名字也是宋神宗本人御赐的。“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因此，尽管蔡京对司马光恨得牙痒，但《资治通鉴》这部神作却靠着神宗皇帝的御制序护体而得到了完整保存，这对后世来说实在是一件极为庆幸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生平为人其实还是有比较大争议的。很多人说他小时候砸了家门口的水缸，长大后砸了北宋这口“大缸”(指废除变法，激化党争)，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无论司马光为人如何，《资治通鉴》的价值都是毫无争议，它是集中华民族一千多年历史经验的瑰宝，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我们遇到的许多难题其实都能在《资治通鉴》所提供的各种事例中找到答案。“以史为鉴”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受益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