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台谏合流之后，台谏就成为皇帝监察百官的御用工具
前言
在北宋之前，二者各司其职。台指御史台，其职责在监察百官，谏，最初于秦汉时期，设谏议大夫，此后这一职位虽名字更改，但职责大致相同，都是为了谏督皇帝。而北宋台谏合流之后，台谏就成为皇帝监察百官的御用工具，而皇权则少了一份制约。看起来地位卓然的台谏官，其“风闻言事”的特权究竟能否在一次次大胆的风闻中保全自己，也取决于统治者。风闻失实的言官，在皇权独裁之下，并不是完全能够免于责罚。须知，在人治社会中，臣子的奖与罚更多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见。
（一）皇权的进一步加强台谏
君王作为封建统治的更高统治者，其所有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直接决定对于言官的罚与免。当言官的“风闻”直接伤害到更高统治者的权力时，这项原则也就荡然无存。例如，哲宗时，监察御史张舜民与宰相文彦博在对西夏问题上政见不一，随即上疏言文彦博遣刘奉世出使西夏，是有私心。事后经查，派刘出使并未文彦博提议。
由于当时的统治者亦主张弃地求和，张因而被罢职。这引起朝中台谏官的极大不满，梁焘质问给事中：“朝廷近以大臣罢御史，当乎？”御史中丞傅尧俞更是前后多次上疏，认为宋初为了不使“下情壅塞”，“故许风闻言事，所谓言之者无罪”，并就此事认为“今舜民一言不当，便夺官改差遣，于舜民何损？而无益陛下，亦非彦博所敢安者”。这次事件历经两月，以朝廷内部大规模的人事调动结束。从这之间可见，台谏、宰执、皇权，三者虽然看似互有牵制，但究竟是否对“言之不实”的言官进行惩罚，还是由更高统治者所决定的。仁宗时期，盛宠张贵妃，而元祐年间，御史唐介弹文彦博“在蜀日以奇锦结宫掖，因之登用”，认为文彦博勾结宦官，贿赂张贵妃而擢升。文彦博确赠蜀锦予张贵妃，但是否擢升文彦博为相的决定，自也是要皇帝钦定的。这样的论奏自然使得圣心不悦，于是这次上疏的结果便是“介既贬，彦博亦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
次年，文复为宰相。仁宗欲召回唐介，而询问文的意思，文答曰：“介顷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奏。”在这次的事件中，对两方大臣的贬降与叙复，完全是皇帝为平衡朝内势力而做出的决定。针对这件事，沈松勤在《北宋的台谏制度与党争》一文中提到这是“仁宗以台谏监察近臣、扼制相权，正遵循了‘异论相搅’的家法。”“异论相搅”意即“让政见相左、各不相能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相互纠讦牵制，以达到控制大臣的目的。”神宗朝时，王安石本人虽然对“风闻言事”大力支持，也强调不应对风闻失实的言官进行处罚，在其变法期间，却有不少言官，因在“风闻”之中反对新法而遭到贬黜。吕诲、刘琦、张戬、张商英等人都因之被贬。林旦、张琥则因为弹劾王安石荐举的拥护新法的官员李定而被贬黜。而元丰三年，李定由于言开封府界养马事失实而罢知河阳，其被贬的原因，除言失实外，更多是由于对新法的维护不够忠诚。
（二）台谏势力的膨胀
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耳目”能够畅所欲言，又赋予了台谏特殊的权力，就如“风闻言事”。“风闻言事”扩大了台谏进言的范围，使得这时期的台谏官拥有了特殊的地位。皇帝授意之下发展起来的台谏势力，成为皇帝在政治斗争之中周旋各方的一种政治力量。而这种超然的进言权力，使得台谏和其他官员之间形成了地位与权力并不对等的状况。而被置于台谏监控之下的宰相，在此时与台谏之间渐成水火之势。王世农据史料统计，北宋自仁宗以后，绝大多数宰执大臣的罢免原因都来自台谏的弹劾，其中仁宗朝57%，哲宗朝80%。鉴于此，对于台谏“风闻言事”的评价则贬大于褒。王世农就在文中指出“北宋台谏势力膨胀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很大”“清谈误国，北宋就是这样，在喋喋不休的议论中走向了灭亡。”沈松勤也认为：“其负面效应远远超过了正面作用”，从而加速了北宋政治的衰败，消耗了赵宋元气，也损害了文学和学术等文化发展。
（三）失控的台谏
台谏在向皇帝进言一事上所拥有的超然权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北宋的政治环境。大臣在这样动不动即遭遇弹劾的情况下，自保都难，更难有为国为民的大抱负，以至于后期攻讦之风盛行，北宋统治者最初广开言路的初衷也难以达成。北宋后期，台谏因其性质的特殊，这一把利刃也会被权臣所利用。如神宗时期，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御史台制度因之被破坏，为了清除新政的阻力，着力打击言官，其当政时期，言官的在位时间都不长。其本人甚至拥有擢升言官的权力，他对傅尧俞说：“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但傅本人并不支持新政，随后又被王安石外调。即便如此，后世依然有“熙宁四年之后，为台谏者皆大臣之私人也”的评价，甚至认为“台谏之衰，起于熙宁”。总的来说权臣对谏官的掌控，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控制台谏官的选拔，在用人上，选择自己的亲信、心腹或易于掌控的见风使舵之人；其二对不肯依附强权的谏官，施行打压政策，将其贬谪。这种情形自北宋蔡京始，到南宋愈演愈烈。
（四）言路畅通，敢于进言
诚然，过当的“风闻言事”确实有诸多弊端，但其在施行过程中，依然为北宋带来了一些好的影响。由于北宋台谏官风闻言事原则的保护，其公然倡导“风闻言事”，在社会上营造了言者无罪的宽松舆论氛围，形成了以言事为荣的大好局面，涌现了一批敢言、善言的优秀谏官。且不论是朝中做官的抑或是普通知识分子，都敢于议论政治，谈论政治，对古今故事针砭时褒，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章。统治者施行“风闻言事”的目的主要在于广开言路，澄清吏治，提高统治效率。对谏官在进言权力上的保护，使得监察体系内的官员，享有了一定的自 *** ，敢于进言。
以此对其他的官员形成威慑，使得其余官吏在行使权力有所顾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权力的滥用。因而“风闻”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应予以充分肯定。所谓“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之言，虽有夸大，但亦可见台谏之重要性。从文官集团之中独立出来的台谏系统，贯穿于北宋党争过程的始终。从最初的广开言路，到后来以道德为名党同伐异，这之中，台谏系统的正常运转与否，与北宋政治的清明密切相关。当台谏正常运作，发挥其最初开言路的作用时，就能有效地维持政治的平衡与稳定，当台谏膨胀，打破这番平衡时，北宋政治的混乱也相继而来。
结语
台谏被赋予的特权“风闻言事”，其利弊都很明显，利是能通过提升谏官的积极性以达到警戒百官，肃清吏治的作用；弊在政治斗争中容易成为不同政见的官员之间诛除异己的工具。问题在于统治者如何正确运用。
